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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发展初级农业社及整顿巩固工作

2019-10-18 17:24

  毛泽东外出视察期间,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根据原先商定的精神,继续贯彻一般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对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变化并不了解。

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再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对1953年春季纠正互助合作局部冒进倾向的工作提出批评。他说,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他强调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就是说,“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他进一步指出:有句古语,“纲举目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一切都有统属了。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会议着重讨论如何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议定1954年春农业社由现有的1.5万个发展到3.58万个。

“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业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

  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

会后,各地加紧对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工作。东北、华北、华东各省一律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中南、西南、西北各省,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山东、河南等省将原订过高的计划适当收缩。在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如河北、浙江的个别县,对现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了合理的必要的减少。对于那些有名无实的挂名合作社,如不能继续办下去则改为互助组。在整社工作中,各地注意正确处理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认真掌握土地产量和报酬的评定,特别注意私有牲畜入社问题,对过去牲畜作价归公未按协议分期付款的社员,在通常情况下依议付价。对社员自留地过多,或不准自留的两种偏向也注意加以纠正。整顿农业社的结果,浙江省压缩了1.5万多个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山东、河北两省各压缩几千个社,陕西、河南、吉林、云南等省合作社还有所增加。另外,各地对1955年春群众自发办社而领导没有批准的“自发社”,采取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办法,在整社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自发社”得到批准。去掉原有合作社中一些有名无实的挂名社,收缩与发展相抵,全国共保留65万个社,总共减少2万个社。

从中国农村的社会实际出发,找到了农业合作化的正确途径。

  那次谈话给一些当事人留下这样一种印象:毛泽东与邓子恢和解了,似乎事情已经过去。但是,邓子恢对于一九五六年发展合作社要翻一番,始终放心不下,经过反复考虑,于七月十五日又向刘少奇反映,说一百三十万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②(②档案。访问王谦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在此期间,各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势头仍增不减,1955年3月达到60万个。3月中旬,毛泽东听取邓子恢等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汇报后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指示:应当实行分别不同地区,停止发展、实行收缩、适当发展的“停、缩、发”三字方针。3月25日,邓子恢会同中央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商得浙江省委同意后,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发电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提出收缩农业社的建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第二办公室同时派员到浙江了解情况,帮助整顿农业社。

4、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进行斗争的深层历史原因分析。

  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次决议草案,十月发过一次,后经修改,十二月又正式发出。

在整顿合作社的工作中,也存在若干过头现象。如一些不该压缩的社也压缩了,有的地方把适当收缩搞成了解散,工作草率,善后处理未做好,伤害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但总体来看,这次整顿农业社是完全必要的,效果是好的。自愿互利的政策与广大群众公开见面,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一度紧张的中农、贫农关系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部的政策水平也有了提高。原来办得好的社,社员满意,更有条件把社办好。问题大的社,农民转为互助组或转为单干经营,解除了顾虑,加大了对生产的投入。1955年夏收,全国保留的65万个农业社中,有80%以上增产。1954年到1955年上半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两次较大发展及随后的整顿工作表明,这一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积极、稳步和健康的,为实现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前面我们分析了在合作化问题上斗争的三个回合,这不禁使我们作出进一步思考,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要进行农业合作化呢?在当时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到底能否实现合作化呢?在进行合作化的过程中又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激烈的斗争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毛泽东立即要中财委拿出具体解决办法。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报党中央修改后,于12月公布执行。这是继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第一个决议之后,又一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决议》强调,农业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高涨的需要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为着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逐步克服农业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指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所表现的生产积极性具有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出发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积极性,表明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小私有者和农产品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决议》要求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以克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决议》认为初级社已经在试办和初期发展中显示出优越性,证明它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是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要求各地把农村工作的重点更多地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原理,透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需求更多的粮食和原料。要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只有在农业大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要使农业大发展,在工业尚不能为农业提供机器设备的情况下,农业合作化是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有效途径。这是工业化的发展对农业合作化的要求,同时农业合作化又会进一步推动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这种推动作用不仅表现在农业合作化会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化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同时农业合作化的实现也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充分条件。农业机械化又为工业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这两大产业之间的辩证原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大计。这也是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的先声。

  毛泽东说:“粮食,原定征购九百亿斤,可考虑压到八百七十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4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汇报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停、缩、发”方针,决定当年秋收前对农业社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首先要搞好生产,保证增产。4月21日至5月7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提出的方针。这时,全国已发展到67万个社。邓子恢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止下来,以后主席说,干脆就停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根据中央方针和毛泽东谈话的精神,这次会议决定1955年农业社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同时把互助组办好。

固然在共产党的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国营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方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相似的一面,但是这两种社会制度却存在着本质性差异。这种本质性差异在所有制的组成上就主要表现在是否允许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主张走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就必然要求发展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在这种背景下个体经济发展的前途必然是资本主义);主张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然要消灭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因而不论是主张走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主张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从社会发展的性质上来说就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薄一波的新税制下“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和农业合作化争论的三个回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了空白乡。

党中央全面分析了造成农村紧张的原因,指出:其中固然有少数富农和其他不良分子的抵抗破坏,但从整个来说,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如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估价偏低又不按期付款;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心中无底,感到粮食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的数目太少(口粮偏紧,牲口饲料不足);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农民也有意见。中央认为,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发展生产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农村工作一切措施的推行,都必须围绕发展生产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根据对农村形势的分析,中央决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确定1955年至1956年的粮食年度,国家征购粮食的指标为900亿斤,并对粮食购销实行“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同时,还对耕畜保护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苏联和中国作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进行积累资本的。苏联和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又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封锁和制裁,当时也难以通过国际市场来积累资本。这样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巨额资本就主要依靠国内市场来进行积累。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

为了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3年10月至11月间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前,毛泽东同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他说,粮食、棉花、肉类、油脂和大城市的蔬菜供应,现在有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由于苏联和中国都是落后的农业国,这样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任务就主要由农业来完成。在这方面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苏联和中国都是通过革命方式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权建立后,通过革命手段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将过去地主阶级通过剥削获得的地租的较大数额直接转化为工业化发展的资本积累,而将其中的一部分转移给农民,以利于农业的休养生息。这样不仅没有加大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当然在这方面中国要比苏联搞得更好些。这成为苏联和中国能够迅速推进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闭会的前一天,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再次约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在农业社迅猛发展的同时,1954年秋收后的粮食统购工作开始进行。由于当年长江流域各省遭受特大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计划并未削减,各地下达计划时又加了码,结果,粮食收购比原计划多购了100亿斤。加上合作社大发展中工作不免粗糙,引起一些农民的不满,一些地方出现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和备耕等现象。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极为重视,于1955年1月至3月相继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等文件,加强对农村工作的指导。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45]

  在全国范围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所要推动的,正是这种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制度上的第二次革命。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土地改革后,个体农业增产是有限的,发展互助合作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有效办法。

  毛泽东重申了三月间提出的“停、缩、发”方针,但是重点放在“发”字上,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这同三月间的精神有明显的变化。山东和浙江,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省份。这一次把山东作为应当发展的地区。浙江,属于后解放地区,按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的意见,也成为应当发展的地区。

粮食供需紧张的矛盾,通过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暂时得到缓解,但不能根本改变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党中央认为,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只能是大量增加粮食生产。但小农经济潜力很小,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不是近期能办到的。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并在合作化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造,才能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从另一方面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国家要同上亿户农民直接打交道,核定各户余粮,动员各户交售,工作非常繁难。这就需要“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把单门独户的农民基本组织到合作社内,以便切实做好粮食征购工作,保证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和农产工业原料的需求。正是基于这一点,党中央、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与统购统销作为改造个体农业的两大重要措施紧密结合,这对加快实现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像这些在合作化运动中从白手起家,经过艰苦奋斗,勤俭办社的典型事例,将他们办社的经验加以整理,在全国宣传和推广后,就会引发人们的思考,既然这样穷困的贫农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都能够办起合作社,那么比他们条件好的地方又有什么理由办不成合作社呢?这样就不仅会起到示范作用,还会推动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三月二十二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现在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六十万个,完成了预定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07页。)与此同时,邓子恢在三月二十四日会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分管农业),邀请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一起研究浙江合作化的问题。根据他们商定的结果,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于三月二十五日向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意见》说:“建议你们对合作化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估计你们在加强了领导的条件下,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保持百分之十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③(③国家农委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317、318页。)

1954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传达贯彻,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同时展开,在农村很快掀起一个大办农业社的热潮。不久,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多个。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各地办社经验,议定下一个冬春农业社发展到30至35万个。10月,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又追加指标,要求1955年春农业社发展到60万个,1957年组织50%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使初级社在全国主要农业区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会议强调,合作社的发展,应该是全年准备,分批建社,避免冬季短期突击。但这时,农业社已由年中的13万个增加到22.5万个。到12月,中央将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批发下去的时候,建社要有“充分准备”的精神还未来得及传达,全国农业社总数到年底已增加到48万个,发展势头越来越猛。

我们还可以从陈云在七届六中全会的发言中看到农业合作化对粮食增产的作用。陈云在谈到农业合作化同解决粮食问题的关系时说:增加我国农业产量的方法是很多的,例如,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等。但是,大规模的开荒、大量增加灌溉面积,目前还不可能。“就目前的需要与可能来说,增加农业产量的主要办法,无疑是实现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只要把分散的小农经营组成几十户或者更多户的联合经营,就能使个体农民难于单独进行的多种增产措施得以实现。如果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社的头一二年内,没有拖拉机,仍旧使用畜力和现有的农具,一般可以增产百分之二十的话,那么,单单这一顶,在全国组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就可以增产粮食六七百亿斤。在目前,这是一种投资最少、收效最大、收效最快的农业增产办法。也只有把小农的经营组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才有可能在具备条件以后,使我国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46]从陈云的发言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农业合作化不仅有利于快速增加粮食产量,同时还可以为将来农业机械化创造条件。

  实行自愿互利原则,十分重要的是要正确解决中农和贫农之间经济利益问题。毛泽东提出,国家要从信贷上扶持贫农,贫农不要在生产资料上揩中农的油,不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这就抓住了当时兴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中国农村的社会分化出发,具有实现农业合作化的阶级条件。

  番——商量。……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

他们之间的分歧首先出现在关于合作社的整顿问题上,这突出地表现在浙江合作社的收缩上。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议草案全面分析和肯定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决议草案开宗明义,第一段就是这样写的:“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关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决议草案指出:“解放后农民对于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是不可避免的。党充分地了解了农民这种小私有者的特点,并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折农民这种个体经济的积极性。”“根据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条件,农民个体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还是大量存在的。”

因而我们说农业合作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经济需要。

  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百分之三十。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还说:“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①(①毛泽东同邓子恢等谈话记录,1955年5月9日。)

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毛泽东根据调查研究中了解到的变化了的农村形势,决定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这样就突破了原来的限制,要求多办一些合作社。他甚至同意以减少粮食征购的方式来换取早日实现合作化的目标。而邓子恢则认为造成农村形势的紧张,出现粮食问题,主要还是由于合作化运动过快造成的,因而要控制合作化的发展速度。

  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记得有一次中央开会,讨论供销合作社可不可以给社员分红问题。闻天同志认为应当分红,少奇同志反对分红,争论得很激烈。在去吃饭的路上,毛主席对少奇同志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洛甫的意见,不能同意你的意见。”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由此可见,要实现合作化,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深入实践,调查研究,通晓党的方针政策。在合作化过程中,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仅难以制定出正确的合作化政策,为合作化的发展指明方向,甚至就连合作化的实施也会遇到很大困难。这就是实现合作化的政治条件。

  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

下面我们引用当时的史料来分析这个问题。

  从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战线采取了互相联系、互为促进的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断绝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一是制定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为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程度确定指导方针。

我们知道,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时期反封建的任务之一,就是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将地主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耕种,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样土地虽然从地主手中转移到了农民手中,但土地制度仍然是私有制,可以自由买卖。由于农村仍然是个体经济,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的农民因为生活窘迫,不得不卖掉土地,给人当雇工。有的富裕农民就乘机买地,添置骡马、大车和犁等生产工具,开始雇工。这样新的阶级分化又重新出现在农村中。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日至三十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目的是总结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新的发展计划。

山西省是革命老区。长治专区在晋东南,原是太行山革命根据地腹心地带,抗战时期就推行互助组,又是较早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这样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就出现在这个地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一九五一年三月下旬中共长治地委召开了长治专区互助组代表会议,地委书记王谦作了报告。华北局调查组列席了会议。在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方面,华北局调查组强调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讲话,与长治地委产生了严重分歧。华北局调查组将他们与长治地委的分歧报告了山西省委。山西省委不同意华北局调查组的意见,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这样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起草了《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请示报告。[15]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公布,这三件事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九五三年冬季的一万四千个发展到一九五四年春的九万多个,增加五倍多,超过决议计划数的一倍半以上,参加的农户达到一百七十多万户。

长期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给人们以深刻的影响。这种模式,就是先搞机械化,后搞集体化;依靠政权力量,强制消灭富农经济,一举实现全盘集体化。如今,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走出一个新的路子。[55]

  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

他们之间的分歧与争论实质上是由于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的认识的不同所致。也就是邓子恢认为当时中国应该多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对向社会主义过渡持谨慎态度,而毛泽东则认为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局计,应该创造条件,及早向社会主义过渡。正是由于他们在中国是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及早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的矛盾,才产生了他们之间这一系列的分歧。这个矛盾就是造成他们之间分歧的根本原因。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从十二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一九五四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高岗1949年12月10日在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

  决议草案还强调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通过“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后,民族资本家再也无力发起进攻,已经处于守势。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三反”、“五反”暴露出来的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已经触目惊心,资本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侵蚀作用日益显现,这使它对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方面更显得暗淡无光。国家对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后,进一步压缩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农业合作化的实施又进一步隔断了资本主义与农民的联系。这时的资本主义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和阶级力量对比上,都已经处于监控之下。国民经济又已经得到恢复和发展,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时机日益成熟。

  毛泽东直接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写好后,他让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赵树理看了以后说,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毛泽东从这个意见中受到启发。他说: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要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我们既要有农业生产合作社,也要有互助组和单干户。既要保护互助合作的积极性,也要保护个体农民单干的积极性。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农业合作化是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和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必由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为什么要进行农业合作化?

  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同时,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加速资本积累,还需要压缩消费,将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之于工业化建设,这就要求全国人民长时期内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牺牲个人的消费来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作出贡献。

  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工农业产值中占主导地位,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因而进行农业合作化,难度之大,情况之复杂,在三大改造中居于首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能否实现农业合作化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造的成败,同时也关系到国家工业化的命运。这样在是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的争论就首先并多次表现在农业合作化上,最终通过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的高潮,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因而我们这里就重点分析在农业合作化上进行的三个回合的斗争,并进一步分析农业合作化后,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问题上进行的斗争以及这种斗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

毛泽东没有照搬苏联模式,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情况下,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互助合作,通过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逐步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最终实现农业合作化。这就是中国式的合作化道路。

  正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

第二节: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不靠

因而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几部分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们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们吸收进合作社。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因此, 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因此,我们对于一切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罢,要有一段向他们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54]

  这时,农村中的粮食紧张情况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一些强迫命令现象,也从不同方面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三月五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的一个村子,在农业合作化当中,简单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人社。毛泽东在给林铁的信中说:“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①(①毛泽东给林铁的信,手稿,1955年3月5日。)过了几天,毛泽东又收到黄炎培的一封来信,信里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毛泽东很快回信,说:“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②(②毛泽东给黄炎培的信,手稿,1955年3月14日。)

社会主义之花到底能否在当时农村的土地上凌寒绽开—在农村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到底能否实现合作化?

  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

由此我们看到,实施统购统销政策后,组建农业合作社,国家同合作社打交道要比同个体农户打交道便利得多。这就容易把农业上的粮食和原料以较低的成本提供到工业上来,满足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这是从组织措施上使农业生产的粮食和原料向工业迅速转移的一个重要保证。

  当时,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十月十五日,毛泽东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他说:

①农业合作化是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保障农民生活,消除两极分化,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举措。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

5月22日电,专谈互助合作问题。中心思想是:反对强迫命令和急性病,反对那种以为要农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把所有的农民都依照我们的愿望组织在生产互助组内的“左”的观点。认为在当时的农村,主要是因时因地组织农民乐意接受的各种换工组和供销合作;农民最关心的是供销合作,因此,我国农业集体化道路,先是供销合作,然后才是生产合作,供销合作是当前农业集体化的中心环节。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在面对缺乏经验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党内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争论中涉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由个体农业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第二,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当时及以后的实践证明,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种,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在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全国创办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高了农业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起了示范的作用,为进一步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事实。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农业合作化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状况。而工业的发展状况,又决定着工业国有制的命运。从这里我们看到,农业集体所有制与工业国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是农业集体所有制一旦瓦解,由于原料和市场的变化,工业国有制就会动摇,工业国有制终究有一天也会变。从后来历史的发展来看,毛泽东的认识是相当深远的。

  是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

在农业合作化期间及其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稳定,大批耕牛等农用牲口得以保存,粮食实现增产或稳产,这就在客观上说明了毛泽东主张加快合作化发展速度的观点是正确的。同时这也是与毛泽东制定的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分不开的。

  发表前,毛泽东对决议又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一方面放宽了对试办高级社的条件限制,将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需要“有机器条件”,改为“有适当经济条件”。这就是说,办高级社并不是非有农业机器不可。另一方面,强调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中间,必须十分注意对单干农民的政策问题。他加写了一段话:“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识,同对于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总体设想是相联系的。当时的设想就是,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到条件成熟了的时候(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国家工业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再采取严重步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18]

  谈话结束了,人们起身要走,毛泽东说,不,留你们吃饭。据当时参加谈话的刘建勋回来说,他很紧张,因为是第一次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饭。①(①档案。访问王谦(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访问李友九(当时任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4日。)

应当说,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后,及时进行整顿是必要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制定后,在农业合作化的背景下,这个时候的整顿就不应妨碍有条件搞合作社的地方继续发展合作社。就是整顿也仅仅是限于有问题的合作社,其他合作社还可以正常发展。就是对需要整顿的合作社,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可是邓子恢所在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却只是笼统地提出“冒进”和“下马”的口号,没有对合作社的不同发展状况做出明确的政策界定,这样在整顿过程中就致使一些合作社被解散,一些具备条件应当发展的合作社也受到了限制,影响到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进程。

  实际上,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五0年,全国农村有互助组二百七十二万四千多个,参加农户一千一百三十一万三千多户。到一九五一年,互助组发展到四百六十七万五千多个,参加农户有二千一百万户,增加了将近一倍。农业生产合作社也从一九五0年的十九个,增加到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个。①(①《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4页。)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

  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

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同志1月23日晚的谈话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后来,这个谈话记录就成为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重要藉口。[13]

  1999年6月版,第301—306页。)

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不说当时的斗争确实带有路线斗争的色彩。这种斗争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毛泽东这两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九五三年春发生的纠正农业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问题。

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47]

  第四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后,下边的积极性很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到一九五五年一月初,仅短短的两个月,全国办起三十八万多个新社。这些新社相当部分是在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农村粮食统购工作全面展开,加上一九五四年遭受严重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购了一百亿斤。一方面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快,一方面粮食收购数量增加,引起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不安。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种情况,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

这种资本积累,不仅表现为国家直接征收的农业税,也表现为农业上用来和国家工业产品进行交换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的多少及这种交换中的“剪刀差”,还表现为实现工业化期间人民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度,生活水平增长缓慢。

  这年十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与邓子恢等人在整顿合作社方面具有明显地不同:一个主张创造条件,积极引导,尽力发展农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解散合作社;一个主张“坚决收缩”,对解散合作社处之草率。这里我们要深思的是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什么呢?

  六月二十三日晚,毛泽东回到北京。六月二十五日,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到达北京。从六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七日这十几天里,毛泽东主要忙于外事活动,无暇过问合作化的事。七月九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七月十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一九五四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六,秋天也只占百分之一点九,一九五五年春,突然增加到百分之二十八。这样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下,浙江省委执行“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浙江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五万三千多个减少到三万七千多个。压缩下来的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在收缩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把一部分不该收缩的社也转退了,个别地方甚至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解散了,成为空白乡。因为在此前,杜润生曾说过要求浙江对合作社要“必须赶快下马”,“下粮食之马”,“下合作之马”,不然会“影响工农联盟”,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有些同志要“从目前合作社的道路上‘赶快下马’”的由来。[26]

  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

土地改革后,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土地回到农民手中。但是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没有变化,仍然是私有制。这样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可以自由买卖。有些农民,由于天灾人祸,入不敷出,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得不卖房卖地,苟且偷生,农村中出现了阶级分化。同时,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富裕中农出现,这就进一步加速了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在这种阶级分化面前,中国共产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进行处理呢?

  毛泽东根据会上的一些发言,认为农村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严重,所以他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③(③刘少奇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发言中曾说:“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叫喊最初我们也有些怀疑,但是不久,毛泽东同志就发现了这种叫喊也是不真实的,并且驳斥了这种叫喊,以至指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谣风’。”)

我们看到,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存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毛泽东的观点到底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

  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对下一阶段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作出部署。

高岗主张要对农村中出现的阶级分化不仅要采取限制措施,更重要的是将农民组织起来,从经济政策上提供帮助,通过变工互助组,提升为联组,将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走集体化道路。对党员参加变工组和雇工问题,主要采取教育手段,一般不采取组织措施。关于党员雇工问题,高岗表示要向中央请示。

  毛泽东在谈到粮食统购统销问题时说:“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党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九百亿斤,已经减了九亿斤,可再减十一亿斤,留下八百八十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八百七十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三年不变。以后三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跟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①(①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经(指经济作物)六业的人。)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②(②毛泽东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5月17日。)

农村全面开始合作化后,一九五五年春,面对农村紧张情况和在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强迫命令现象,毛泽东经过多方调研后,决定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步子。三月中旬,毛泽东约邓子恢等人谈话。说道:“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提出,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25]应该说,在这个时候邓子恢和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发展上的看法还是一致的。

  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

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则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他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53]

  毛泽东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步形成他指导中国农业合作运动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就是根据毛泽东两次谈话的精神起草和修改形成的。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全的提法不同。”[40]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毛泽东派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作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七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报告,而且对每个报告都写了一些话。关于河南兰考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报告上写了批语:“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关于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写的批语是:“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关于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反映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写道:“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出卖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以上三个报告(连批语),毛泽东都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后退他。关于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百分之三十。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示:“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关于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报告又说,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毛泽东还表扬了一个关于湖南宁乡县的调查报告,说:“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①(①档案。访问王谦(当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7日。访问李友九(当时任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谈话记录,1997年8月24日。)

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机械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工业和农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毛泽东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反复思索,以战略家的深邃眼光,首先给予了一个精辟的回答。

  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巩固问题上进行的第一次斗争—土地改革后,要不要进行农业合作化?

  在合作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农村工作部在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至十八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定了新的发展计划: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发展到三十万或三十五万个;一九五七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达到一百三十万或一百五十万个,人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在一九六。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①(①这里是指初级的农业合作化。)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提倡在革命根据地内开展生产互助合作。土地改革完成后,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农业合作化呢?

  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后来,邓子恢对于一九五六年发展合作社要翻一番,始终放心不下,经过反复考虑,于七月十五日向刘少奇反映,说一百三十万不行,还是一百万为好。邓子恢的意见又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时,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概括,这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同时进行两个革命即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原来的报告中说,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实行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个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将这段话修改为:“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②(②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修改,手稿,1954年6月7日。)(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这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新思想、新概括,后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里又大大地发挥了。

山西省委的报告送到华北局和中央。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邓子恢的这一坚持,引发了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且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晚,毛泽东问邓子恢:“到一九五七年化个百分之四十,可不可以?”邓子恢还是坚持三月间毛泽东与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三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左右为好。”毛泽东也不勉强,说:“三分之一也可以。”但他又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一九五五年春季以来农村中出现的紧张情况,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粮食征购过多,一是农业合作社的步子过快。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和邓子恢有着不同的思路。毛泽东的主张是,在粮食问题上向农民让步,减少征购数量,以缓和同农民的紧张关系,以便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加快步伐,增加农业生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以减少粮食征购换来个社会主义。毛泽东始终认为,只有实现农业合作化,才能增加粮食生产。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他认为,造成农村紧张,当前最突出的因素是粮食问题,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合作化运动中的问题,出乱子主要是在合作化方面。从这时开始,毛泽东同邓子恢等在对农村形势估计和农业合作化方针上,发生了意见分歧。[34]

  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

刘少奇认为不要干预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资本主义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以后可以通过政策予以限制,等到进行集体化时再解决这个问题。在没有机器设备的情况下,通过变工互助是不可能走上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因而反对组织合作社。他认为不能强制要求党员参加变工组,对富农党员雇工不要干预,更不能停止或开除党籍。

  毛泽东已下决心要批判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了。

我们看到,面对东北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张闻天、高岗和刘少奇表现出不同的态度。

  对这次谈话的内容,薄一波有一个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9r7、198页。)

以上我们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要实行农业合作化,那么,在当时的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合作化呢?

  毛泽东又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了1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有100万党员,这1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党员便不能不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

这样我们看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完成后,过去用来维系工农联盟的因素业已失去作用,必须创造新的条件来维持并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联系,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能够获得巩固,否则的话,就是国本动摇。我们知道,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中出现了严重的阶级分化。在这种分化面前,富农及富裕中农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占农民主体的贫农、新老下中农则要求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帮助他们扭转经济状况恶化的局面,使他们能够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只有组织起来,实现农业合作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巩固工农联盟的必要条件。

  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是在农业合作化决策方面出现的一个大转折,是毛泽东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随之而来所采取的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但是,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可以实现合作化,而刘少奇等人认为没有农业机械化,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实现不了合作化。那么,在当时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下,到底能否实现合作化呢?毛泽东的主张有没有合理性呢?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有了更加明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越来越认为,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建设日益发展的需求,为了带动和影响其他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必须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着更广、更高的阶段发展。

这样在压缩消费以后,工业化的速度,主要取决于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的资本积累的多少,以及如何用尽可能低的成本来把农业上提供的资本积累转移到工业上来。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力,迅速增加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资本积累。在工业化尚未实现的情况下,工业是不可能为农业提供机器设备的,农业机械化的条件尚不具备。这样就不可能通过农业机械化的方式而不得不采取农业合作化的方式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工业化发展提供资本积累。同时,农业的合作化,土地的集中,又为农业机械化创造了充分条件。农业机械化,又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进程。农业合作化是农业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农业合作化后,国家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将农业上的资本积累转移到工业上来,及时满足工业化的发展需要。这样就形成了工业和农业这两大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邓子恢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一月十七日,他和杜润生①(①杜润生是同邓子恢一起从中共中央中南局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的,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一起去向毛泽东报到。晚上七时,毛泽东在住地接见了他们。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小农经济是难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最终过渡到高级社,建立起集体经济,才能迅速提高粮食产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问题。

  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

那么,毛泽东在整顿合作社方面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5页。)后面这一翼,如果没有粮食征购这一项,就不完全。他委托邓小平到全国粮食会议上讲话,嘱咐他讲粮食征购一定要联系过渡时期总路线去讲。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74、275页。)

事情是这样的。自一九五二年九月第二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以来,各地农民对发展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互助合作事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但从秋收开始,在一些地区程度不同地出现急躁冒进倾向,主要是盲目追求互助合作的高级形式,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贪多贪大,将耕牛农具变相地无偿归公,盲目强调增加社会主义因素。由此引起农民主要是中农的不安,影响了生产。与此同时,在农村中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对农民干涉过多的现象,即所谓“五多”(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积极分子兼职多)。中央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发现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并代中央起草了几个纠正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文件,下发实施。经过一段工作,这一倾向得到克服,农民生产情绪趋于安定。但在纠正冒进时,一此地方又出现了不积极发展互助合作的自流现象。也有一些由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自发办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被承认,被视为非法。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合作社”,“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为非法的”。总的说来,毛泽东对一九五三年纠正急躁冒进的批评,还是比较平和的。但是,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24]

  但是决议草案的重点,放在积极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方面。它强调:“党中央从来认为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加着重点的是毛泽东加写的话。——引者注),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

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在这个精神的指导下,结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发展状况以及党的性质的要求,我们发现刘少奇的观点是错误的。当东北局党委向中央请示关于农村互助合作及党员可不可以雇工这些关系到农村发展方向及影响到党的性质的问题时,刘少奇在未向毛泽东请示的情况下,擅自作出了答复。这在组织程序上也是不妥当的。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因何毛泽东在看到刘少奇的谈话后产生的不满态度了。

  领导,稳步发展。”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

在毛泽东向邓子恢发出警告前,应该还有和邓子恢关于农村合作化形势的谈话。毛泽东是在邓子恢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才向他发出警告的。但是我们看到,邓子恢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是仍然按照三月份毛泽东同他谈话的精神来安排农业合作社的发展。

  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草案中加写关于集体农庄的话是:“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③(③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加写的话,手稿,1951年12月。)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党内进行了三个会合的争论。这三个回合的争论,从实质上说是中国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还是应该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由于新民主主义不否定私有制,因而要搞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就不仅不要动摇私有制,反而还要继续允许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而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然要消灭资本主义。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村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全局性影响。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是一项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把中国几千年来延续下来的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改造成为与国家工业化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业经济,为农业现代化打下良好的社会基础,其困难可想而知。因此,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事业给予了特别的关心,投人格外多的精力,自始至终地具体指导着这场农村的巨大社会变革的进展。

我们注意到,在前两个回合的争论中,毛泽东并没有使用两条道路斗争的术语。他使用两条道路斗争的术语主要集中在一九五五年,就是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把这种斗争与历史上的路线斗争相提并论,这鲜明地体现在这三个回合争论中涉及的人物他们的政治地位没有什么变化。刘少奇后来事实上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薄一波在经过严厉批评后,在八大上仍然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被严厉批评后,也肯定了他的工作,以及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功绩。[66]

  当时的形势相当严峻。据粮食部的报告,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收入粮食五百四十七亿斤,支出五百八十七亿斤,收支相抵,出现四十亿斤赤字。各大城市的粮食库存迅速减少。东北等主要粮食产地在这一年又受水灾,预计减产七十亿斤,对严峻的粮食供销形势无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经济波动,人心不稳,对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形成严重威胁。如果不及时制止,势必极大地妨碍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步骤的实施。

从农民有着发展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的两个积极性出发,农村又面临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党应该领导农民果断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

从毛泽东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他对邓子恢所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要求“坚决收缩”的方针提出了严厉批评,那么毛泽东的这种批评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呢?

  争论是由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引起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报告提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报告的结论是:“必须在互助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地稳健地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这里所说的增强新的因素,是指在互助组织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报告认为,这些因素“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53、354页。)报告中所说的“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主要是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我们注意到,坚持发展一个时期新民主主义的人,他们打的旗号还是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的。他们主张要发展一个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要发展新民主主义就必然会容许资本主义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等领域有进一步的发展。

  决议草案总结各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提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大体上有三种主要形式,即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以土地人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并规定了党在不同地区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不同的方针。总的精神是,“根据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

这样我们看到,农村出现的阶级分化,在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从法律上还是无法阻止农民卖地的。因而只好做工作,劝阻农民不要卖地。互助组只是发展互助合作,没有触动所有制,因而也不能阻止农民卖地。只有办农作社,才能做到这一点。办了合作社,不仅解决了农民卖地问题,而且通过合作社可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帮助鳏寡孤独,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农村中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

  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

毛泽东在知道了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后,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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