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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二十二、纠

2019-10-30 19:54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毛泽东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吴芝圃与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秋,当人民公社刚刚搭起架子,一大堆问题还摆在那里没有解决,却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并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引来不少人参观学习。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毛泽东曾经派人去徐水了解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他决定亲自到河北看一看。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吴芝圃是全国的风云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河南。吴芝圃提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入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吴芝圃的头脑发热,使河南人民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吴芝圃的功过是非,值得我们沉思。

  十月十四日下午,毛泽东到达天津,同天津市委和河北省委负责人谈话。第二天下午,再次同他们谈话。谈论的话题,都是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问题。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反右倾斗争,为大跃进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又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汇报。当徐水县负责人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要河北省长刘子厚到徐水作些调查,二十一日向他汇报。十七日下午六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关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的情况,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里有几段记载:

1906年3月,吴芝圃出生于河南杞县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12月,吴芝圃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2月,吴芝圃等人被党组织派到广州农 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这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惟一一期讲习班。同年9月毕业后,吴芝圃被任命为中共杞县县委书记,并在翌年领导了豫东暴动,出任杞县革命 政权的第一任县长。1937年5月,吴芝圃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豫西特委书记。6月,改任豫东特委书记,领导睢县、杞县和太康的抗日武装睢杞太大队,打响 了豫东平原抗日斗争的第一枪,驰骋豫东平原。10月,彭雪枫部与吴芝圃部合编为新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 长。此后,吴芝圃先后担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他在1942年写的《关于共产党员的享受观》、 《个人主义的发展规律》等文章,被党中央印发各地,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参阅材料。解放战争时期,吴芝圃先后担任中共豫皖苏区党委书记、豫皖苏军区政治委 员、豫皖苏中央分局副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1948年冬开封解放后,吴芝圃担任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1949年3月,吴芝圃任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0年9月起,吴芝圃陆续担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1955年2月任河南省省长。臭芝圃主持河南省党政工作期间,认真 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十月十九日一清早,写信给陈伯达,要他和张春桥、李友久立即去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作调查,为杭州会议①准备意见。并提出到郑州时,最好能请河南省委书记史向生一同去调查。过了半个小时,又写信给陈伯达,嘱咐他带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②调查组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读书。并建议把胡绳、李友久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③陈伯达一行接信后很快就出发了。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

以“水、旱、蝗、汤”四灾而闻名全国的中原大地,解放以来农村的变化的确十分显著。吴芝圃在主持河南省党政工作的10多年中,成绩是主要 的,但是也有缺点和深刻教训。从1957年夏起,受党内“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吴芝圃在河南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掌握河南党政大权,奠定了 大跃进的基础。干部群众不敢讲实话,导致浮夸风愈演愈烈。

  张春桥,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跃进”期间,写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的上海《解放》杂志上发表。毛泽东看了十分欣赏,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并为转载这篇文章写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因此来到北京,并曾随同毛泽东到河北调查。

  席住在头等舱。”

早在五十年代初,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与省长吴芝圃在平原省、河南省合并的人事问题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临汝县有人不同意农业合作化的办 法,出现“闹社问题”,吴芝圃命令县委逮捕反对者,后来潘复生从北京开会回来,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临汝闹社是人民内部矛盾”,吴芝圃才放人。农业合作化 问题的冲突,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观念分歧。1957年春,潘复生主持制订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 委通过并发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会上,吴芝圃发动突然袭击,严厉批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存在“指导思想上的右倾情绪”。省委决定停 止执行“宣传要点”,并收回不在县以下机关开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批判党内右倾思想和农村资本主义思想。潘复生以及坚持实 事求是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受到吴芝圃的打击。此后,以吴芝圃为代表的极“左”思想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吴芝圃作了《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党内主要危险》发言。点名批评了潘复生。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的发言,同 时批评了潘复生。住院的潘复生被迫抱病到北京接受批判。5月18日,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结束,党中央宣布撤销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省 委第一书记。在北京开会期间。吴芝圃给省委打电话,要求准备批潘的材料。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 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吴芝圃在会上发出号召:“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在 吴芝圃的主持下,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 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的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

  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

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批评潘复生时说:“他的缺点可以批判,但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也向吴芝圃交代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 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吴芝圃置若罔闻,迫不及待地开展对潘复生的大批判,在全省掀起大规模的批判潘、杨、王的群众运动,要求每个干部职工都要表 态,写大字报,进行揭发,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事的党员干部。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赵文甫总结说,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结果,全省抓了20万“小 潘复生”,其中厅局级干部18名。最后,潘复生被降为西华农场副场长,杨钰下放到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被安排到襄城县孙家祠堂公社柳林生 产队当社员。本来吴芝圃在洞南威信是高的,但在经过反潘复生斗争之后。他的威信却大为降低。

  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精神很愉快。”

吴芝圃: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毛泽东听到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十分生气,批评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

在反右倾的高压政策下,河南在大跃进、公社化狂飙陡起之时,比别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准备。吴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事实的确如此。

  关于徐水县的“全民所有制”,他认为,实际上是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他们说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④对这个问题,毛泽东似乎还在看,还在研究,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 亲自赴会讲话。11——12月,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 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12月7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报告,称全省1500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 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991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给“共产风”泼了一点冷水。他对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界限的问题,开始有所察觉,有所思考。

  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

1958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1958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700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3000万亩的高指针。很快,卫生大跃进、工交大跃进的号召以及有关的指示、倡议一个接一个出台。元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十月二十三日,陈伯达到河南以后,毛泽东又写给他一封信,要他们在卫星公社搞一个星期调查,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⑤的各项问题。然后再找遂平县级干部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

  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

1958年是吴芝圃风光无限的一年。3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干一冬春,胜过几千年》的报道,对河南省几个月来“水利化”的“战果”大肆宣传,树为全国的“样板”。在3月中下旬的成都会议上,吴芝圃提出了在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吴芝圃承诺说,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称赞“河南水利全国第一”,提出要“让河南试验一年,让河南当状元”。受到表扬的吴芝圃头脑发热,不顾客观实际。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但他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后来,吴芝圃甚至提出一年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的目标。省委第一书记头脑发热,下面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

  过了几天,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决定派吴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调查。他选了两个地方。一是新乡地区的修武县,是个小县,十三万人口,以一县一社而闻名。一是七里营公社,是全国第一个打出“人民公社”牌子的,位于豫北平原,为新乡县的一个乡。

  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

从成都回来后,吴芝圃在4月主持了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275——300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农村要并社、并村、牲畜并槽喂养。吴芝圃号召农民种薯,实行土地深翻。吴芝圃抓住了长葛这个典型,省里先在长葛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薯2500万亩,深翻土地1,5尺,每亩施肥3——5万斤。7月27日,农业部在长葛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说。全省深翻土地8000万亩,每亩施肥5万斤。

  二十八日凌晨四时,毛泽东复信陈伯达,告诉他,如果遂平调查已毕,可以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

  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

深翻和施肥带来的结果是农业的大“丰收”。1958年6月8日,《河南日报》报道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道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农业“高产卫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粮总产已达到206亿斤(实际只有100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123,6%。吴芝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解放后八年来,河南小麦每年只增加了3亿斤,而今年就增加了96亿斤,“河南小麦潜力还大得很,今年能跃进,明年也能跃进”。10月,吴芝圃宣称:河南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毛主席1955年合作化时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说:“当时河南省样样工作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全省亩产小麦一千斤。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好不热闹。”

  这时,中央已经发出在武汉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为了开好这两个会议,毛泽东决定先到郑州,一面听取两个调查组的汇报,一面约集部分省市委书记准备有关文件。

  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

大跃进期间,国家计委干部王泓曾作为支援农业的干部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担任书记,目睹了河南大跃进的真实情况。据他在《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第1期发表的《跃人“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一文中回忆,他刚到公社时,见公社门口不远处新建起一座庞大的礼堂。就问当地干部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礼堂?回答是:“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400间房。还规定里边要有多少座位,现在一个座位也没有,已经无能为力了。而且一次也没用过,不知道建这有啥用?其他两大件也无法再搞了。”

  十月三十一日傍晚,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十一月二日到达郑州。一路上,不断召集当地负责人座谈,如饥似渴地了解公社化以来的情况。

  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伴随着农业大跃进的是工业领域的大炼钢铁。1958年3月,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7月,省委确定了全省年产钢指标30万吨,铁150,9万吨。9月,省委发出“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实现翻番的号召。9月15日,《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祝河南大捷》的社论,称赞“曾在小麦产量上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也是全国钢铁生产的一面红旗”。10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577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22万余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炼钢法。

  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来被称作“第一次郑州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是逐步增加的。开会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专列上,有时在省委招待所。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一时间,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与此同时,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太行山、伏牛山、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砍滥伐。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他召集郑州会议,本来是想研究人民公社性质问题,先派陈伯达、张春桥,吴冷西、田家英分别到遂平、修武、七里营研究一下,再请几位省委书记来。但会议一开始,有些人就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过时,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毛泽东同意了。这样,第一次郑州会议就有两个议题,准备两个文件。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

吴芝圃宣称:河南要在四年内实现共产主义

  十一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九个省委第一书记开会。他们是河北的林铁、河南的吴芝圃、陕西的张德生、甘肃的张仲良、湖北的王任重、山西的陶鲁笳、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湖南的周小舟,还有陈伯达等人。主要是听他们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毛泽东一面提问,一面发表意见。在交换意见时,他与陈伯达有一个小的思想交锋。

  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

在大跃进的狂飙中。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现在了河南遂平县崦岈山。6月底7月初,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在农业跃进中心的郑州召开。重点交流河南出现的小社并大社的经验成绩。谭震林肯定了吴芝圃的试验。并表扬说:“像遂平县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8月6日,在吴芝圃等人的陪同下,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后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身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8月7日凌晨,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在专列上的毛泽东汇报了崦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在谈到嵖岈山公社试行简章时,毛泽东的情绪很高,他说:“这是个好东西,给我!”当日,在听取河南省委的工作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8月下旬,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首日,《崦蚜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与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见》一并发到与会人员手中。8月28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和4日,《红旗》杂志与《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崦岈山公社简章。

  吴芝圃汇报说:“关于交换问题,有些东西是调拨,交换的范围缩小了。”

  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

毛泽东的表扬和党中央的肯定,让吴芝圃的干劲更足,在全省上下掀起并社热潮。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 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 的大跃进吗?”

  陈伯达:“现金结算减少了。遂平县现金结算,去年占百分之七十,今年倒过来,非现金结算占百分之七十。”

  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刮起了一场“共产风”。省委的报告指出: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 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它财产自动交给 公家”。嵖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了牛场、万猪场、万鸡山。公社集全社各村庄的人员、树木、砖瓦,建设了305间畜舍,从农家牵去192头牛、赶走89头 猪和2700只鸡,就算大功告成。

  毛泽东:“现金结算,非现金结算,是一回事嘛!”

  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

吴芝同不仅善于“实践”,还是一位“理论家”,不断发表令人瞠目结舌的新观点。他在《中国青年》1958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 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1958年10月19日的《河南日报》发表了吴芝圃的文章 《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同时在《哲学研究》1958年第6期发表),从理论上诠释了风行一时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用伪哲学、伪科学为浮夸 风正名。吴芝圃声称:“这个大跃进是从平地上陡然冲破九重云霄的大跃进,是人们非亲眼看见就很难相信、甚至有些人亲眼看见了也还是不肯相信的异乎寻常的大 跃进。”吴芝圃甚至提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就“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对人民公社,吴芝圃充满了浪漫主义:“由于工农 业生产力的大跃进,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决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把 农村经济引向繁荣,更加便利于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好条件。”吴芝圃得出结论:一个省可以单独进人共产主义,河南要在四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12月下旬, 吴芝圃主持召开省党代会,高度肯定河南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通过了《关于潘复生、杨钰、王廷栋同志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议》,为轰轰烈烈的 1958年划上了句号。

  陈伯达:“是一件事,但不用货币来往了,有性质上的不同,没有货币流通了。”

  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

“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毛泽东:“外国资本家每天数钞票,谁去数呀?还不是银行里头算一算帐。资本家交换货物,哪一个见现金?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不数票子。当然,性质不同。我也没有学过货币学。”

  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说过:“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事实的确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粮食产量实际只有 281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702亿斤。1959年河南全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17亿斤,河南省委高估为1000亿斤。1952——1957年间河南人均产粮 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当时各省中最低的。在产量下滑的情况下,河南却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 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

  曾希圣:“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单是粮食生产地区,货币很少,没有货币流通了。经济作物地区货币多,货币比较容易流通。”

  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

在高征购的压力下,基层干部完不了任务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农民只有靠剥取树皮、挖掘草根白垩土充饥,城市群众也以豆饼、米糠、树叶、绿藻果腹。原国家计委干部王泓的回忆文章,真实再现了大跃进期间河南农民生活的艰难程度:

  毛泽东:“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⑥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生产总是分工的。大的分工就是工业、农业。既有分工,搞工业的就不能生产粮食、棉花、油料,他就没有吃的,只好交换。”“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 西,包括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 玉米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 买了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 住,急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 儿文件,这个罪也很急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 病,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 东出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 野外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这是公社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对商品、货币等问题最早的比较明确的表态。

  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

王泓最后因为饥饿生病导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捡回了一条命。公社书记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县已发生饿 死人的问题。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总计4万人,却饿死4400人。王 泓在文中回忆说: “我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后,听说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饱饭、开始饿死人时,凑到一起谈共产主义问题,我便去找她们,结果人已死去一半,只找到 两个……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但我有两个底:一是驻村时,在有的小村作过调查,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经过我自己 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

  在汇报家庭问题时,吴芝圃反映: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消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他又重复了一遍:“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⑦

  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反右倾,河南抓得特别紧。吴芝圃先在省里批评部分领导干部,然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于是又开始“反瞒产”,实行“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信阳地区尤为严重,造成了严重后果。

  搞一个新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在这次会上定的。毛泽东指定吴芝圃负总责,下分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文化、公社体制四个小组,分别由王任重、曾希圣、舒同、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负责。从四日起开始讨论,七日拿出初稿。

  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

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农民的日子更难过。时任信阳行署专员的张树藩在临终前撰写的回忆文章《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真实反映了信阳地区的情况。1959年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张树藩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接着,张树藩发现,群众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脸上已出现浮肿。随着浮肿病大面积蔓延,饿死人的现象出现了。张树藩回忆说:“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记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

  十一月四日下午,在专列上继续开会,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议了一个题目,叫“人民公社发展纲要四十条”,第二个题目叫“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

  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报告吴芝圃,信阳发生了饿死人的事情。但吴芝圃不以为然,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信阳的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但吴芝圃颇为赏识他,不主张处分路宪文,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吴芝圃还授意信阳地委在上呈的报告中把信阳大量饿死病死人的问题归咎于政治斗争,说是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破坏,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有了省委第一书记撑腰,路宪文明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反潘、杨、王事件以来,在吴芝圃的高压之下,河南的干部不敢讲实话,怕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河南纪委书记兼省监察委员会书记刘名榜是信阳人,家里有人被饿死,但连他都不敢讲真话。对将真话的干部,吴芝圃残酷打击,搞所谓扫“暮气”,直至将之定为右倾分子、 “阶级异己分子”关押起来。

  在汇报工业、农业时,都提出一些吓人的超高指标,例如,十年内,钢产量达到四亿吨,机床一千万台,煤四十亿吨,粮食亩产由原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分别提高到四千斤、五千斤、八千斤,叫“新四、五、八”。毛泽东听了,没有反对,采取保留态度。他说:“我看这个文件要发表,要过了苦战三年之后。”并问道:“你这是内部盘子吧,不写在文件上吧!”最后,毛泽东接受陈伯达的意见,把这个文件的题目改成“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

  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

在基层目睹了大跃进运动中民生疾苦后,潘复生感慨地说:“灾区不搞生产救灾,只搞合作化,人民流离失所,社会主义没饭吃。农民过去不如牛马,现在和牛马一样。”公道自在人心。山西籍的杨珏晚年曾深情地回忆说:“当时老百姓对我保护得很好,我怀念河南人民,我永远不忘河南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首民谣广为流传:“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芝圃,吃了不少苦。”

  当时毛泽东正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结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遇到的问题进行思考,饶有兴味。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我看,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面否定那个东西。”

  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形‘左’实右”:吴芝圃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史向生在汇报中谈到,讨论公社体制时,遇到了共产主义因素、大集体和小集体、大全民所有制和小全民所有制、商品交换等问题,始终没有讨论清楚,而且越说越糊涂。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这些也都是毛泽东正在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1995年2月版,第66页。)

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左”的错误,重新强调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195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这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庐山谈到:“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能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不难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并不赞成全国全部推行食堂,而是要因地制宜。

  因为要搞全国的十年建设规划,毛泽东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的规模,请上海的柯庆施、广东的陶铸、东北的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中央分管农业和工业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参加。⑧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概算单位好”。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十一月五日,会议继续举行。新增加的李富春、柯庆施、欧阳钦、史向生、吴冷西,出席了会议。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毛泽东的批评并没有让吴芝圃头脑冷静下来。1959年4月,河南省委讨论中共中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的方针,对1959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但调整后的指标依然脱离实际,没有实现。1960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开门红春意浓》。仍坚持全面跃进。在1960年2月的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上,吴芝圃作了《为实现1960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号召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1960年3月,吴芝圃在向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66%。

  一上来,毛泽东就问新到会的人:“把你们请来,有什么新闻?”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尽管吴芝圃等人尽力隐瞒真相,但是纸毕竟包不住火。1960年2月,根据反映上来的情况。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调查饿死人的问题。调查人员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将调查结果向河南省委进行了通报。但吴芝圃不是正视错误,而是千方百计地设法“捂盖子”,还给路宪文打气:“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来河南调查。在党内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陈云和吴芝圃算起了账: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够生产多少粮食,有多少农村人口?按最低限度农村人口要吃多少粮食?种子需要多少?饲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粮的人口有多少?陈云得出结论:我不希望河南调出粮食,你们农村能够征购的粮食,养活不了城市人口。但吴芝圃仍放出大话:河南粮食产量比去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不但不需要国家调入粮食,还可以调出粮食……

  第一个发言的是柯庆施,他主要反映城市里有些混乱,抢购商品,提银行存款,购置高档商品,怕废除票子。毛泽东说:“陈伯达就有这个倾向。”会上,其他人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引起毛泽东的严重关注。他说,纲要里要写这个问题,有个安定人心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对城市办人民公社,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1960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组根据信阳实地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 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1月12日,毛泽东再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调查。在陪同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头上:“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经过调查,陶铸发现问题严重,他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 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 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当史向生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修武一县一社,它的东西在县的范围可以调拨,但河南省去调就不行,国家调更不行。修武的粮,七里营的棉,是要交换的,不能调拨。不要把修武、徐水、遂平与鞍钢、上钢、上海国棉一厂混同了。(史问:到底是什么所有制?)总不能说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集体混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把它们提得过高,跟鞍钢一样,而实际上不是,就不好了。这是客观规律。”这时,毛泽东联想到他在北戴河会议决议上加的那句话。他说:“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北戴河决议要有点修改才好。”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研。当他们到达河南时,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而是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 不让他们看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毛泽东有些犹豫了,似乎感到说冒了,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仍坚持他的“少种多收”方针和三三制的耕作制度,即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农作物,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耕。⑨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吴芝圃的检查:“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十一月六日、七日两天晚上,继续开会。开会地点从专列改到河南省委招待所。刘少奇、陈云、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等都来了,出席这两天的会议。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在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严厉批评的情况下,吴芝圃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从1961年1月起,吴芝圃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在给中南局和党中央写的检查中,吴芝圃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但在分析原因时,吴芝圃却说 是因为自己对“阶级敌人、蜕化份子失去警惕”,“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继续为自己辩护。

  在六日的会上,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代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并提议搞一个《郑州会议纪要》。他认为,四十条纲要,问题甚大,建议把时间拉长,将十年改为十五年。最后这个文件定名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1993年,路宪文在临终前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总结了四条教训,其中第一条就是“错误地发动政治斗争,利用政治斗 争,造成一言堂的局面,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当年吴芝圃同志利用当时的政治空气,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了潘复生,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造成河南一言堂 的局面”。

  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要多长时间?毛泽东认为,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标志,就是产品可以在全国调拨,像国营企业鞍钢那样。关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不要冒险”。对山东范县提出的“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半信半疑。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钢的指标。第三个问题是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他说,城市人民公社是可以搞的,问题是要有步骤,基本原则是不降低现有的工资标准,要有优越性。有先有后,北京、上海慢一点。他再一次批评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制的说法,要求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⑩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与吴芝圃推卸责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来表示:“信阳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我有责任。”当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受饥饿的群众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时,被深深地震动了,整整一夜没合眼。

  ①信中提到的杭州会议,后来改在郑州举行。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①(①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为了系统解决“大跃进”带来的问题,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作出了纠正“共产风”等错误的一系列政策规定,基本上终止了长达3年的大跃进运动,实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重大转变。共 产风与浮夸风摧毁了河南的农业生产,直至1965年,河南粮食产量才回升到大跃进前的水平。吴芝圃的浮夸与大跃进的彻底失败。使河南人民则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

  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全面发动起来以后出版的。编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1961年2月。党中央决定调整河南的领导班子,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党 中央调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党中央把吴芝圃调离河南,到中南局担任负责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同 时,中共河南省委作出《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为潘、杨、王平反。

  ③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8年10月19日。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沉重的教训使吴芝圃逐渐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他结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向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南局写检查,深挖思想根源、社会 根源和历史根源,表示要坚决接受教训,永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1962年1月,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查承认:“对河南58、59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 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曾数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1966年,毛泽东看了吴芝圃的检查报告后,指示他不要再作检查了。

  ④毛泽东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徐水工作时的谈话纪要,1958年10月21日。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1967年10月19日,吴芝圃在广州去世,享年61岁。

  ⑤人民公社在建社初期,许多地方采用了军队的建制。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6年第23期

  ⑥西安会议,指1958年10月在西安召开的农业协作会议。会上有人提出取消商业、消灭货币的意见。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⑦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3日。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⑧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4日。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5日。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1月6日、7日。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②(②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③(③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经过两天讨论,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又作了补充修改。八日,送毛泽东审阅,他略有修改,交邓小平阅办。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九日上午,会议在河南省委招待所继续进行。毛泽东主要就纲要四十条问题发表意见。经过七天的讨论,毛泽东纠“左”的思路越来越明显了。他讲了几个重要问题。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第一,家庭问题。针对公社化运动中在一些地方出现的拆散家庭的极左做法,他主张在纲要里写进这样的话:“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第二,商品问题。他说:“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О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第三,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说:“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又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毛泽东自有他的见解。在这次讲话中,他对这个问题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没有全盘否定。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第四,高指标问题。纲要中提出,到一九六七年要达到年产四亿吨钢。毛泽东就问:“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多少吨?(有人答:一亿吨钢。)五年就增长三亿吨,怎么增法?”他说:“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四十条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毛泽东对四十条里的高指标越来越怀疑了。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第五,工作方法问题。他说:“第四十条,一大堆观点,使人看了不满意。中心是要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动不动“辩你一家伙”。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人民日报》最好要冷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讲完了四十条,毛泽东把话题转到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要求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其中的第一、二、三章。他强调指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①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在九日这天,毛泽东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这封信,提议大家都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②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这次郑州会议起草的另一个文件《郑州会议纪要》,十一月七日形成初稿。毛泽东改过两遍,把文件名称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决议草案分六个部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公社问题;城市公社问题;要抓农业;工作方法;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这个决议草案,尽管肯定了人民公社是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强调要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提高产品国家调拨的比例,但毕竟在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上,迈出了纠“左”的一步,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十一月十日上午和下午,毛泽东两次讲话,谈他对这个决议的修改意见,和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着重批评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和取消商品的错误观点。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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