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冠亚体育app > 现代文学 > 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二、成功

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二、成功

2019-10-30 19:54

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不同的形式和方法。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直进展顺利。至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确定实行“统筹兼顾、合理安排”的方针,在扩展合营的方式上,采取“个别合营与按行业改造相结合”的办法。根据中央批示和会议的精神,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953年李维汉带领调查组赴上海等地调查,对中央“对资改造”决策的出台起了决定性作用

  建国之初,毛泽东在讲到将来在全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是从总的方向上指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①(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1950年6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80页。),而没有指明怎样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从一九五二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过程中,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在思考,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

工业方面,上海市在进行全行业统筹安排中,率先打破所有权的界限,采用“裁、并、改、合”等方式,创造了工业企业合并和合营的经验。1955年5月至10月,上海市轻工业有8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重工业有13个行业按行业或按产品实行公私合营。商业方面,1955年8月,北京市选择棉布业、百货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试点,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后进”的办法,把调整商业网点和改造所有制结合起来,先后在绸布、百货等26个行业中对1019家商店实行联营并店,大大加快了改造进度。

○武汉私营工商业的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当时是“内忧外患”

  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从全国情况看,到1955年6月底,全国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1900多家,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的58%。在商业方面,全国32个大中城市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达52%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占22%左右,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25%左右。就是说,已有3/4的商业是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鉴于工业方面结合合并、淘汰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已获得经验,商业方面也开始出现全行业统一合营的新经验,中央对资改造主管部门建议在工业和商业两方面都采用基本上实行全行业合营的方针,以便为下一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建立基础。

○上海的同志反映,只要银行信用收紧一下,许多资本家就得跪倒在银行面前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根据对三年来实际生活的仔细观察,指出:资本主义工商业正通过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等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变成新式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新认识的萌芽。

党中央一向把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部署。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专门论述了农业合作化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指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他说:“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明确提出,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中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跟着加快,争取早一些完成,以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把调查报告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同年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68)

七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不久,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先后邀请工商界政治代表人物、全国工商联执委会的委员,在中南海怀仁堂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在讲话中勉励大家认清社会发展趋势,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针对工商界人士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的不安情绪,毛泽东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重申国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将给予政治上和工作上的安排,继续实行逐步赎买政策,这样大家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勉励说,将来资本家的阶级成分要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毛泽东的讲话,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工商界人士不安的情绪,促使他们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讲话,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了公开宣传

  刘少奇在这里提出的“献厂”方式,只是一种设想,而且是将来的事,不是现在就要做的事。

为了动员工商业者积极地参加到改造的高潮中来,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致开幕词,号召一切爱国的工商业者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前途统一起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接受改造,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中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会议听取了陈云、陈毅两位副总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在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围绕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行了深入讨论。通过学习和讨论,许多工商业者现身说法,以在旧社会的经历说明资本主义道路是“大鱼吃小鱼”,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的《告全国工商界书》指出:“我们工商业者当前的首要的任务是应该坚守爱国守法的立场,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个会议,是推动全行业公私合营,推动工商界人士接受党的和平改造方针的一次重要会议。

*黄铸,时为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干部,1957年至1964年担任李维汉同志的秘书。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常委会后,同一些资本家代表座谈时说:“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现在谈‘献厂’,没有必要。”“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现在谈‘献厂’,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发生大的偏差。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②(②《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125、126页。)

经过毛泽东出面做思想工作,以及全国工商联的全面动员,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将继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转变、逐步赎买的方针政策,并对接受改造的工商界人士给予政治上、工作上的妥善安排,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民族资本家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疑虑,促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采取较积极配合的态度。由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面改造的形势。

我从1957年到1964年担任李维汉同志的秘书。在此之前,我于1948年到西柏坡进入中央统战部工作。1950年我到西安调查工商联问题,回京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提出利用工商联对私营工商业发挥列宁所说的统计和监督作用,受到李维汉同志的重视。其后我多次协助李维汉同志工作。如跟随他进行工商联问题的调查研究,并参加起草中央关于工商联问题的指示、工商联组织通则及其说明。我还多次参加李维汉同志对其他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文件起草。其中1953年到上海等地进行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调查,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这次调查对中央“对资改造”决策的出台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是李维汉同志对党的历史的一大贡献。

  周恩来没有否定“献厂”这一方式,也没有肯定这一方式,只是强调,现在谈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有害。这显然是针对资本家产生的顾虑而讲的。他强调和平转变。其中提到“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这是很重要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会议,对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全面规划和部署。

  探索在不停地进行着。到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同中南局的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对民族资产阶级,可以采取赎买的办法。”①(①《毛泽东在湖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页。)这比刘少奇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信上所说“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以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显然又前进了一大步。

陈云在会上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我们已经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工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并在主要行业把私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合作化的轨道。新的情况,要求现存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为此,陈云提出进一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六条意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在各个行业内部实行或大或小的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以提高生产力并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推广定息的办法,把原来的“四马分肥”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资本家定额利息;组织各行各业的专业公司;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1953年四五月间,李维汉同志带领调查组赴上海等地调查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调查组的成员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郑新如、李维汉同志的秘书李逸云、国家计划委员会私营企业处处长勇龙桂等同志,我也是调查组成员之一。

  正在这时,一九五三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调查组,在部长李维汉带领下,先后到民族工商业比较集中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按照李维汉原先的布置,是为了解决“五反”运动之后对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的问题。但下去以后,关于公私合营以及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经济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出来。调查组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结合学习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李维汉便把目光集中到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来,成为这次调查的主题。五月,调查组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五月二十七日,报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决议》系统地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资产阶级的政策: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代表人物给以适当的政治安排。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个《决议》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1952年6月对中央统战部报送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稿中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党中央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但当时调查组对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事尚不了解,所以李维汉同志在出发前向我们提出调查任务时,只说,这次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

  李维汉在写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里,概括了这份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还是从《共同纲领》讲起。他说: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结束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论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必要性,强调工业方面个别合营的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今天全面改造的要求;商业方面只采用经销代销办法,也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客观形势的需要。只有在统筹安排的基础上,结合全行业的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才能把工业方面全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完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商业方面,通过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过渡到国营商业,是对资本家零售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最好的一种过渡形式。

4月中旬,调查组到达武汉,在武汉待了半个月,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武汉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市委负责同志进行了一次座谈。在汇报和座谈中,大家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希望李维汉同志反映给中央。为此,李维汉同志于4月28日给毛主席写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是由我起草的。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同志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在目前淡季来临的影响下,各种矛盾汇合起来,又形成劳资之间、公私之间、工人与政府之间等各方面关系紧张的局面,并集中表现在失业增加上。报告还反映了武汉的同志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劳动就业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领导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当时武汉登记失业和求职的约8万人,估计今后还会不断增加。王任重同志和李雪峰同志都认为,如何使失业工人不出问题,是一个难题。他们指出,劳动就业登记和统一调配,行之过早,范围过宽,限制太死。失业现象是客观存在,原非登记之过,但登记之后,他们就取得合法权利向政府要饭吃。登记的范围过宽,把应属社会救济范围以及一些家庭妇女也登记进来,扩大了失业队伍。再加上统一调配过死,使登记和调配成为谋生的惟一出路,原来可以自己找到出路的,都转向政府要求工作。他们还指出,武汉不适当地把季节工和临时工变成固定工人,一方面胀死小企业,另一方面使这些人在乡下失去分地的机会。应改变这种做法,允许季节工和临时工存在。不过,报告虽然涉及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还未能从原则上提出和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是共同纲领五种经济成分之一,

根据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的全面规划和部署,按照中央决议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形势急速发展,很快在全国城市掀起公私合营的高潮。

4月下旬,调查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量材料和意见,使我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占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5.7%(在一部分行业中占的比重更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35%~40%,在上海、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中占了60%~70%。国家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原料、市场和金融命脉。上海人民银行行长谢寿天、工商局局长蔡北华等同志说,今天只要银行信用收紧一下,许多资本家就得跪倒在银行面前;上海机器制造业,只要国家加工订货停止,就要大部垮台;只要我们不配售铜料,就可以扼死37个行业。我们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包括最低级形式收购,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和包销,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都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越大,社会主义因素也越多,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或过半社会主义,“除了给资本家保证一个最低利润而外,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区别。”经过讨论,我们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这些私营工厂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从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向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到了高级的公私合营,就与社会主义接近了。”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些想法,是我们在调查组内部多次进行讨论,并结合着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李维汉同志在讨论中作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的作用。当然,在讨论中,对发展公私合营问题也曾经出现不同意见的争论,个别同志认为发展公私合营不利于发挥私营企业的积极性。上海调查之后,我们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是我们向资本主义提出的一种过渡形式,经过三年来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努力和斗争,已有相当发展。公私合营是高级的国家资

我们回到北京后,5月27日,李维汉同志给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也是由我起草的。报告根据上海调查的成果,以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为中心,讲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建议。报告还指出:“我们有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的过渡形式,又有合作社作为个体经济的小生产者的过渡形式,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两种主要的过渡形式,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绝大部分的私有生产的过渡形式。”

  本主义,发展较少,但其中一九五二年的工业生产总值

这个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同志,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同志,还有当时10个直辖市的书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毛主席在会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详细的说明。他指出:逐步过渡到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都比较容易懂,对如何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许多人不懂。过渡的方法,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不要把资本主义看成一块铁板,看成不变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年增加。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指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都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公私合营是一半社会主义因素。公私合营过去“西向让三,南向让再”,今后要年年发展。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可以教育的。

  已较一九四九年增加五点八倍”。“至加工订货、收购、

对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讨论中有同志表示怀疑。毛主席肯定了报告的意见,并说实际上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主席还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要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因为所有权关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体上和基本上同国营一样。否则,要将工人阶级分裂为二,国营企业工人神气,私营企业工人倒霉。刘少奇同志说,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同志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还在会上宣布,将这项工作交统战部主管(后因有不同意见,中央交中央统战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委决定),并责成李维汉同志为全国党的代表会议起草一个决议草案稿。

  包销、统购、统销等形式则有很大发展,……据国家计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李维汉同志就主持决议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参加的人有许涤新、郑新如和我。毛主席还派胡乔木同志来帮助。胡乔木同志对文件的结构提出了系统的意见,指出:首先要说明为什么采取这个政策,即说明:第一,它是资本主义,应加以限制和改造。第二,它是人民国家的资本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不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联系,只能与社会主义相联系,因而产生了利用的可能。它又不同于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反革命,不能没收,也没收不了。胡乔木同志还指出,资本主义是中国的一个基本问题,过去我们腾不出手来,没有多管,但很重要,应多做工作。要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就要把它纳入计划,而这又很复杂,必须做许多工作,解决许多问题。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项工作拿起来。叙述如何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可分高、中、低级形式来说,由低到高,稳步地积极地进行。对于公私合营,应实行积极的方针。胡乔木同志强调,监督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中间阶段,要积极找出经验来,如劳资协商、增产节约委员会、派监督专员,都是可试验的方法。大批加工订货,不监督不行。草案稿写出一部分后,送给胡乔木同志。胡乔木同志把它送给毛主席,并附了一个条子“此件改起来还较为费事”。接着,毛主席找李维汉同志,说稿子中有些问题讲过了(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批评过头了)。毛主席当即决定,决议草案不写了,你们去写给财经会议的报告吧!

  划委员会私企处估计全国比重为百分之三五至四十。由

其后,李维汉同志主持起草了在财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许涤新、郑新如同志和我参加了起草工作。这个《意见》系统地讲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讲了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上要正确执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讲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关于《意见》的题目,李维汉同志起初定为“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我建议加上“利用”二字,理由是当时有些人对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认识不足。李维汉同志采纳了我的建议,将题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报送中央后,毛主席将“改组”改为“改造”。7月间,李维汉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都作了这一意见的报告。

  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已包括了资本主义

  工业的主要行业和主要工厂,还在继续发展中。经验似

党中央、毛主席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财经问题,统战部是党的机关,管起来有许多困难和不便。有鉴于此,胡乔木同志向毛主席建议,委任李维汉同志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1953年11月,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同志任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同志任副主任,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下专司对资改造工作。

  已证明,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其中一部分将由低

1953年10月至11月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同志在会上讲话,系统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这个讲话也是由许涤新、郑新如和我起草的。讲话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总的趋势是生产关系逐渐有所改变,生产力逐渐发展,对国家、对工人、对资本家都有好处。依据几年来的经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是他们的光明大道。由于李维汉同志的这个讲话是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公开宣传,所以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会前,毛主席亲自审阅了李维汉同志的讲话稿,并亲笔在讲话稿标题之下写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毛主席还对会议的开法作了重要指示:对中央的路线、方针首先明确化,然后逐步具体化;实行彻底敞开,适当分析;国家资本主义是新生事物,要大喊大叫。

  级向高级发展),是我们利用和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主

李维汉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之后,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些人惊呼在不知不觉间“上了贼船”。李维汉同志讲话后,采取房间小会、会外酝酿、交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彻底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让资本家把各种抵触、顾虑、不满统统讲出来。如有人说,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人提出,是过文昭关,还是过武昭关?有人发牢骚,说人家有枪杆子,不合营也得合营,小偷进法院,无理可说,等等。各种具体利益也都提了出来。

  要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其中,他们普遍最为关心的是前途和道路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辩和适当分析、解释,大家逐步明确了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不走不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对国家、民族和资本家都有利。只要遵循总路线走,就可以减少过渡的痛苦。对资本家所关心的一些业务工作中涉及具体利益的问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也给了适当解释,并解决了一切可以解决的问题。到大会闭幕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情绪至为热烈。

  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

从上海调查,经过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党内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路线、政策准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六办的成立又为之作了组织准备。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沿着总路线指引的道路稳步地有计划地展开了。

  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

  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

  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

  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其他部分。”①(①《建国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

  版,第215、216、212页。)

  如此明确地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提出来,还是第一次,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的。李维汉在报告开头特地交代了一句:“因为对业务无知,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恐不免有错误;但因为觉得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故着重地提了出来。”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215、216、212页。)

  调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李维汉十分高兴,调查组的同志们也都很兴奋。③(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页。访问郑新如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的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郑新如、黄铸均为调查组成员。)

  这个调查报告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因为它非常适时地对毛泽东正在寻求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恰当的答案,同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个思路就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通过许多中间环节,一步一步地把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六月十五日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十大城市的市委书记),讨论调查报告,并听取李维汉的报告。正是在六月十五日这次会上,毛泽东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李维汉向政治局会议的报告,是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另行起草的,题目是《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不少修改,一个重要修改,是把题目中的“改组”,改为“改造”。当时,毛泽东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同对资本主义商业的改组是区别开来的:对工业,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以改造;对商业,则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见《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所以重点是改造。在胡乔木的参加下,根据会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文件三易其稿。毛泽东准备把它作为党的决议提交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来,觉得还不太成熟,为了慎重,改为李维汉向全国财经会议的报告。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文件。它把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清晰地勾画出来,把对资本主义工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同对资产阶级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

  这个文件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而对资本主义商业则采取利用、限制和排挤的方针。后来毛泽东改变了对私营商业采取挤掉的方针。他在九月七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页。)至此,利用、限制和改造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总方针,最后完善起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报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澜。高岗是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但是会上不说,散会后对李维汉说:“你读过斯大林的《两条路线》吗?你知道布哈林和平长人社会主义吗?”斯大林的《两条路线》一书(中文本)收入了斯大林批判布哈林关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文章。当时高岗身居高位,正在阴谋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但还没有暴露。从他的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扯到被斯大林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人们会感到该有多重的分量。李维汉有些紧张,对有关同志说:“不要太高兴,不是都同意的。”李维汉亲自到高岗家里,想问个究竟。高岗却推说这不是他的意见,是张闻天的意见。李维汉又找到张闻天。张闻天只是向他介绍了布哈林的观点,而在政治局讨论时是积极支持国家资本主义方针的。②(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4页裔问郑新如谈话记录,1998年4月6日。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

  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从指导思想上确定下来了。从一九四九年三月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利用、限制资本主义的方针,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政治局会议确定为利用、限制和改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飞跃。,这里的关键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认识。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合作的经济”,包括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但在实际上,租借等形式基本上没有发展,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许多新形式却大量涌现。这些都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建国之初到一九五二年,在实行财经统一,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调整工商业,以及实行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的过程中,为了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困难,缓和公私、劳资的紧张关系,减少工人失业,保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社会稳定,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一系列新形式应运而生。这不仅符合国家的利益、为国家所需要,也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利益、为它们所需要。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密不可分的,是顺应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本要求的。

  当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出现的时候,对它们的意义,人们,包括毛泽东在内,并不是立刻就完全认识的。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和总结之后,终于发现: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同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相比较,是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一系列的形式,都在不同程度上生长着社会主义成分,是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环节,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指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①(①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953年7月。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2页。)

  为了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这个工作由中央统战部负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作出了决定。但是,统战部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工作部门,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却是经济部门的事情,由统战部来管,工作起来关系不顺。怎么办?胡乔木向毛泽东建议,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兼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很赞成,说胡乔木提了个合理化建议。②(②访问黄铸谈话记录,1998年4月8日。)随后于九月二十五日,在财经委员会下设立第六办公厅,具体负责有关工作,许涤新任主任。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改为国务院第八办公室,李维汉任主任。

  经过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和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党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向也已明确。当务之急,是要在党内外,首先在领导机关和各界上层代表人物中间进行传达和讨论,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为此,从九月八日至十八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第四十九次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至二十八次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还邀请部分工商界代表人物参加。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针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顾虑,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

  九月七日,也就是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十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①(①《共同纲领》第31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这就是说,分两步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用三五年的时间,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第二步,再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有化。而且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关于利润分配问题,这是工商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事先毛泽东曾向在工会工作的和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志作过调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他说:“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他在讲话要点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列了一个表:

  所得税34.5%

  福利费15%

  公积金30%

  资方红利20.5%

  总计100.O%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1、292页。)

  这就是所谓“四马分肥”的分配比例。

  按这个比例,资本家所得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第二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作了一个补充。他说:“关于资本家的所得,还可以再多一些,如能达到百分之二十五上下就更合适一些。”②(②《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15页。)后来大致是按照这个比例进行分配的。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不过他这里所说的私营工商业,是指已经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①(①《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2、293页。)

  毛泽东的谈话,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大政方针说得十分透彻。九月八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和解释了这个谈话的内容。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转发了谈话要点,其中特别指出:“主席谈话要点所指示的培养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小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这样,毛泽东的谈话精神迅速地传达到全党高层领导干部。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工商界的切身利益。毛泽东很想听听工商界人士的反映,同时也做做他们的工作。九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散会后,毛泽东就在怀仁堂又约请盛丕华、荣毅仁、包达三、郭棣活、胡厥文谈话。这五位都是工商界著名的代表人物,在工商界有着重要影响。这次谈话,对毛泽东来说,既是调查,又是宣传。毛泽东带头做先进资本家的工作。谈话的气氛很融洽,从下午七时四十五分谈到十时零五分,其间并共进晚餐,算得上是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下面是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根据记忆在当天追记下来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毛泽东:三年来,政府在对于私营工商企业方面

  做了许多工作,但也有缺点。主要是财经部门与私营工

  商业发生关系的很多,但财经委员会无负责人专管此

  事。现拟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办公

  厅管私营工商业的事。李维汉和民主党派、工商界都舍

  得来,可以办好。

  (中间吃饭,以下是吃饭时所谈的。)

  郭棣活:三年来工农的贡献很大,工商界没做多少

  事。

  毛泽东:不能这样说。三年的恢复和发展如果没有

  工商界是不行的。

  (包达三讲了一大段关于浙江人民生活情况等。以

  下是饭后所谈的。)

  毛泽东:这次会上所谈的,跟工商界讲,会不会有

  什么波动?

  (五人都说不会有什么波动,国家资本主义大家都

  会同意的。)

  毛泽东:不要以你们的看法代替别人。如何传达,

  我们来研究一下。回去只谈《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

  必要与可能。有必要,也要有可能才行。还要用鼓励的

  办法,不是非走这条道路不可,强迫人在这条马路上排

  队,不同意就关禁闭。(荣毅仁补充一句:是向国家资

  本主义方向发展。)对!是要发展。现在只是说,还要做

  起来看。工商界看一看政府。这回摸了底,到底‘底’

  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只口里说,到底做起来怎么样?政府

  也要看一看工商界。彼此都看一看。三五年的时间,看

  明白了,事情也做出个样子来了,就好了。永利、久大

  合营得就不算好,有‘有职有权’问题,有‘红利’问

  题。先不忙讲社会主义。一看人心归向,不只看工农同

  意,工商界也要同意,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赞同;

  二看工作安排。慢慢讲,讲几个月,讲一年,讲几年,

  讲清楚,彼此有益的事。

  郭棣活:工商界从一九五。年初纱厂停工,政府给以

  支持,认识到国家统一计划的好处。现在鼓励公私合营大

  家都会想得通。

  (荣毅仁在此说了一段话,强调国家资本主义应采取各

  种方式,说明上海大、中、小企业的情形很不相同。)

本文由冠亚体育app发布于现代文学,转载请注明出处: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传》 十二、成功

关键词: 冠亚体育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