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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定位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完成

2019-11-09 15:09

王彬牛学智臧策 为何强调批评的“本土话语”? 王彬: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学界便展开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转型与调整问题的讨论。但是,至今没有重大突破。原因是复杂的。而在解释这个原因之前,首先要解释的是,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与转型?换而言之,中国的文学批评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认为至少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不能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足够支持;二、不能够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足够的评介尺度。前者提供动力,后者提供方向。既不能提供动力、又不能提供方向的文学批评被人诟病,自然是符合情理的事情,因此就要转型与调整。有人提出“中西转化”,也有人提出“古今转化”,然而,无论是“中西转化”还是“古今转化”,核心是“本土话语”的建构问题,或者说是立足于本土文学的基础理论的建设问题。当然,基础理论也需要更新,从而为文学批评提供新的认知工具。当下中国的文学批评所急需的,便是这种产生于本土的新工具,有了这个新工具,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才有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进行充满活力的诠释与推动。作为文学批评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批评角度,没有创新的思维方式,因此立足于本土的基础话语或许可以为文学批评提供一些新的理论支点。 牛学智:是这样,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推进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话语需要转型、调整的时代性问题。然而,从批评实践的层面看,“本土话语”还并未产生,甚至有时候人们往往还会纠缠于何为“本土话语”?现如今全球化语境有没有“本土话语”等等伪问题之中,貌似恪守学理规范,实则没多少理论价值。中国当代文学能以相对独立的面目进入研究序列,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及其批评话语本土性就必然有它相对独立的理论系统,这是今天仍有必要提出批评的“本土话语”的现实意义。 创造、生成本土批评话语,有时候也许不会出现人们想要的“众声喧哗”结果,但它的确在借重、整合置身其间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民族、社会学等跨学科话语的同时,以中国经典文学叙事经验的深度挖掘,和对当前文学现象的症候性阅读的方法,突出了本土文学该承续的审美取向和思想进入方向。这是提出“本土话语”的深层理由,即我们需要一种生成于当前中国文学、文化语境的批评基础话语。 臧策: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和话语方式,都已经落伍了,这是当代批评最大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失语”,只是刚刚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而是被以各种取巧的法子给绕过去了。具体地说,就是利用了目前不同学科之间的割裂。比如搞西方文论的,就只管去译介,充其量也就是去综述一番西方某派理论的梗概,于是这些学者们的“科研任务”也就完成了,可以坐稳教授乃至博导了。至于这些理论在本土的汉语言语境中该做哪些调校,在本土批评中该如何运用,则一脸茫然……而那些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呢,最省事的办法是去搞作家论,从而回避了“文本分析”;而搞当代文学史的,大多也不过是在既定的文学史框架里,再加上点来自访谈的“花絮”而已…… 然而,没有理论作支撑的批评,注定是无根的批评。同样,以这样的无根批评去研究作家,是忽略了作家文本的作家论,作家离开了文本还算作家吗?难怪今天的作家都“明星化”了……以这样的无根批评去考察文学史,只能制造出些没有主见没有发现的文学史。当然,国内文学界也有高手,无论是搞文学史的还是搞批评的,但却往往很非主流,很寂寞……为什么?因为低手太多,高手太少,高手反而不成气候。经济学里有“劣币驱逐良币”,文坛则有“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牛学智:以上归纳,也许不无偏颇,但同样不无深刻、尖锐,在如此批评状态里,其实就批评话语而言,各种知识趋向、个人兴趣、价值选择的批评,不外乎分属于日常生活话语、现代性话语、传统民族话语、民间文化话语与身体性话语等的范式之中,这是我们能看到的“众声喧哗”;然而,内涵可不怎么繁华。其实话语意识自觉的批评设定并不必然导致批评的“绝境化”,问题在于,这些话语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显眼而明确的意识形态声音的支撑。说得明白些,至少目前,散见于理论版面的多数批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履行着一种清晰的学术规范式的“询唤”,对各种话语所规约的范畴可谓严以律己、恪尽职守,但就是没有批评视野。之所以有前者,因为它是学院知识分子构造的必须;而批评视野的建构,即反思能力的获得,则无疑需要走出学院的高墙。就个人浅见,当前最好的批评家仍然在50后、60后里面,70后也许有个别冒尖的,但整体上还在运用话语阶段;80后———应该有人们期待的现象出现,可事实上批评还无法与个别80后创作者匹敌,梳理文学史问题明显乏力,但又不得不做,提出自己的批评话语其实有良好的语境支持,可是他们恰恰缺少深厚的生活积累。更可怕的是,我看到他们其中有人批评中竟呈现出近十年来中学教育中塑造的一些左右逢源、识时务者为俊杰式的人格迹象来,对批评来说,这是可怕的。 本土经验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批评乏力 王彬:如何将中国本身的叙事经验梳理出来,并将其提升到理论高度,是构建“本土话语”的基础。中国本身的叙事经验,既可能蕴含于中国传统文学,也有可能蕴含于当下文学创作之中,需要批评家、理论家阅读大量文本,将个别的带有普遍的规律性的经验提升出来。比如,在小说的写作上,现代的小说家很注重情节编织,无论是注重情节的,还是淡化情节的,作家们非常害怕失去与情节的联系,在意识与潜意识的层面上,把情节视为小说的唯一要素,从而限制了小说的丰富与可能。最近我阅读了宋代的一个短篇小说《碾玉观音》,叙述者在进入故事之前,引用了大量歌咏暮春的诗词。这些春归之词不涉及情节发展,不是情节变异的元素。但是作者却不避啰嗦,而娓娓写来,制造出一种阅读兴趣。当然,这种兴趣,不是由于情节而产生的,而是无关情节的兴趣。虽然如此,我们仍然饶有兴趣地阅读,说明读者并不是以情节为唯一阅读目的。而《碾玉观音》的作者之所以敢于如此大幅度地脱离情节引用诗词,原因是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与今人不同,不是简单地视小说为“虚构”,而视小说为“道”,在他们的笔下,情节虽然重要,但不是唯一要素,是可以拿捏把玩的,从而将小说从情节中解放出来。立足本土小说的阅读与钩沉,是会得到一些与西方不同的叙事经验的。 牛学智:要打破笼统的人文主义批评话语的泛化局面、超越日常生活话语或大众消费主义话语的“随物赋形”状态,本土批评话语就必须历经文体化磨练,方能显现它的微观性和批评有效性。这需要从中国经典文学文本中提炼出叙事经验和诗学经验,再进行语境化的转化———把它理论化、主题化,其中包括“化”批评主体的“感受性个人话语”。 文体化本土批评话语的生成,不是坐而论道、面壁谈玄就能得来,它建构于一系列叙事经验和诗学话语经验,比如,张大春的《小说稗类》提出的预言术、启示录、显微镜、索隐图、洪荒界、材料库、修正痕、自动性等,既捍卫了本土小说叙事的审美旨趣、智慧传统,也通过理论确保了小说话语中蕴含着的某种哲学或理论,拓展了因囿于各种知识范式而“窄化”的小说批评空间,激活了批评话语活力,为批评话语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而耿占春的《失去象征的世界》通过理论化批评主体的感受性个人话语,建构了日常生活氛围中的当代中国诗歌话语意义感知的实践问题,可称为“小诗学”。因为小到微观语言修辞,大到在日常生活话语中通过“再象征化”,来实现批评主体意义感知性主体话语与现实物象的意义交换、兑现的实践方法,避免了诗学话语被大的人文话语、日常生活话语等兼并、收编的尴尬。当然,核心既然是不同的主体感受性话语,诗学话语的口径仍然是开放的和多维的。 臧策:那么理论如何发展如何创新?闭门造车肯定是最最要不得的。相反地,照搬西方理论也不行,因为西方理论是建立在对西方语言以及西方经典文本的研究之上的,可以提供给我们全新的范式和理论灵感,但却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比西方的经典叙事学,确实是分析小说乃至所有叙事作品的有效方法,但也不是没有问题。叙事学往往把故事从具体文本中抽离出来,分成故事与话语两部分,于是乎故事是什么不重要了,怎样讲这个故事才重要。这种思路其实也是有问题的,难道故事本身就不是“话语”了?中国批评家不可能无视西方理论而去另起炉灶,但却可以将西方理论本土化,同时对西方理论有所发展创新。可惜今天批评界的现状却是,有太多的批评家连叙事学的基本原理都还没弄明白。 牛学智:说到底,不做文体化转移,批评话语的本土性建构就很难做到微观、具体,这个层面,批评的言说无效、乏力,其实就是批评“本土话语”匮乏所致。 构建本土批评话语有益于文学创作与研究 王彬:本土基础话语的建设是一个打破古今,融汇中西的问题,是开放语境下的产物。梳理中国的叙事经验,绝不是在某些西方名词的羽毛之下而向壁虚构,也不是将中国古人的话语进行浅层装扮而冒充新的理论。只有这样,在话语资源如此丰富的语境之下,才有可能给文学批评提供新的契机。 牛学智:呼唤本土批评话语,首先得益于多元化的开放语境。正是在开放的话语流中,我们几乎有机会检验每一种域外话语,和几乎每一种古代话语的有效或者无效,我们才需要切入当下“话语光谱”本身———只有在“共时性”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社会学、民族学、哲学等话语网络中,才能建立文学批评的社会学批评视野,才能于众多话语中突出文学批评话语的说服力。 建构本土批评话语,也只有在打破民族主义的狭隘眼界中,才能适当地吸收西方话语资源,也就是,只有在话语资源丰富的当前语境,本土批评话语的生成才有机会拥有强有力的理论参照。这是“文化批评”推进到今天,给文学批评的内部研究提供的契机———没有来自本土内部的批评话语,文学批评就面临着话语的危机。 臧策:我一直认为,东西方文化在最高智慧的层面,其实是很相近的。古人早就有过所谓“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的心得,而今人对待西方理论要么闭目塞听,要么奉为金科玉律而不知变化。理论何为?一般人肯定会说是为了指导实践,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既然所有的理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那理论就其本体而言又有何用呢?我个人觉得理论其实是开拓人类思辨方式的。不懂理论,你思考问题可能只有正反两个角度,而掌握了理论,你可能就有了更多的视角,至于某派理论具体讲了什么,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当现实正在悄然变幻,而批评家却只会用以往陈旧的方式去观察去思考去评说,这就是今天批评界最大的问题。 牛学智:既然所强调的当前文学批评“本土话语”生成,无法离开中古文论话语和当代西方文论话语而兀自独立呈现,那么,本土批评话语的产生和在批评实践中的言说力量,不妨说,就是对当前诸多流行批评话语的整体性反思后所显示的话语方式。借用罗兰·巴特的话,让我们来颠覆语言秩序,建立有益于当今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本土话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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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到叙事》王彬著

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日前在京举行,70多位海外学者和100多位国内学者围绕“汉学与跨文化交流”的主题展开讨论。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成为大会讨论的一个焦点。在由顾彬教授主持的“中国文学与当代汉学的互动”圆桌会议环节,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发表“中国60年来的当代文学价值定位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完成”的观点,引 发争论。本报特邀陈晓明、陶东风、肖鹰、孙郁四位与会者会下撰文各申观点,以期将论争更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也希望引来更多的回应与反响。 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陈晓明

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


  王彬的《从文本到叙事》,无疑是一部富有启发性的文学理论新著。考察《从文本到叙事》中文本与叙事的关系,容易让我联想到形体与表情。如果说文本是形体,那么表情就是叙事。形体无论套上什么样的衣服,形体永远是形体,但表情不一样,喜怒哀乐尽在其中,它是灵魂和精神的一种外化。作者立足于文学创作的要义和原理,构建了本土的叙事学新体系,形成了当下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独立存在和新范式,其贡献显而易见。

我们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并不是对我们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在反思的同时,或者说在反思之前,我们也反思我们的反思。

  首先,《从文本到叙事》从学术层面拓展了文本与叙事的新界面,推进了叙事学的发展,其中揭示的叙述集团第二叙述者滞后叙述动力元时间零度清晰或模糊的场漫溢话语等一系列新观点、新理念,精准而又明晰,既吻合文本的本质特征,又富含探索精神,对于我们审视小说文本的叙事方式、叙事指向、叙事脉络有借鉴作用。作者站在叙事学角度,不仅对中外文学的文化理论源头和分支进行了逐层检索和梳理,而且从中外文学作品、文学创作的立场、观点、现象、事例出发,借此考察文学创作中的普遍性特征和个性差异,有的放矢地直指当下文学创作在文本和叙事层面的症候,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盲区。

我们根据什么来下断语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根据什么要说我们的当代中国文学出了严重的问题,或得了不治之症?

  《从文本到叙事》围绕叙事视角的不同站位方式,提出了构架合理文本的种种可能性,捍卫了文本和叙事作为文学作品命运共同体的客观秩序和审美尊严。当下文学批评往往越过叙事分析,直接谈论文化意识。很多批评文章由于缺乏叙事学的功底,忽略了关于叙事的微妙分析而流于空疏。因此,王彬的《从文本到叙事》对当下中国文坛,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都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实际上采取了文学历史与文学发展并行观察、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同步思考、文学成绩与文学问题交叉评析的方法,既观照到中外小说经典,又联系到中国当下文学发展的形态。也就是说,作者既充当了文学现场的观察者,又从局外反观文学现场,使这一命题拥有了文学现实的佐证,有利于我们站在文学理论的前沿重新反思这一命题。

当然,顾彬先生这两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一 种重要的参照。

  另外,在论据的选择和说理的举例中,作者以《论语》《红楼梦》《水浒传》《喧哗与骚动》《城堡》《孔乙己》《杀人者》等大量中外、古今叙事经典文本为据,既立足于叙事学的语法,又聚焦于内在肌理。布局行文坚持了民族文化立场和论述方法,融春秋笔法于论证经纬,微观切入,宏观收口,体现了本土学术理论的独特审美。全文没有任何虚妄的附加、陈词以及当下学院派研究中惯常的炫技泡沫,显得清新隽秀,玲珑剔透,亦显美文特质,为当下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范式。此书虽然旨在分析小说文本,其理论要义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叙事文本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参照性。比如,《从文本到叙事》第二章中关于第二叙述者的阐述,非常有利于我们分析当下电影叙事的曲直和得失。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其实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就存在的言论,1988年,王蒙先生就发表过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那时认为文学走向低谷,再难有振臂一呼的效应。但也是在那里,中国文学向内转,出现了马原、残雪、莫言,以及更年轻的先锋派作家,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迄今为止我还认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创作的作品把汉语文学创作推向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峰。90年代,中国媒体兴起,晚报、周报和各种小报铺天盖地,那时这些报纸突然间有了一些言论空间,骂别的不行,骂文学的自由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一哄而上,形成势力强大的骂派批评。谁要是不骂,就不是批评;谁要不把中国的文学现状说得一团漆黑,就是缺乏良知,就是缺乏艺术眼光。后来,网络兴起,形势逼人,人们已经很难正常客观说话,更不用说下些肯定性的断语。

  文学理论需要创造性和制高点,叙事学虽然兴起于西方,王彬把它转化为本土化的改造,拓展了叙事学的内涵与外延,达到了一种新的超越,从而彰显了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严谨的治学姿态,《从文本到叙事》的出版,意义深远。

所以,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顾彬先生的独一份,只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惯用的姿态,顾彬先生只是被媒体抬出来作为最有分量的代言人而已。

恰恰是这些批评,促使我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去思考,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那些提问的依据是什么?

这就不只是要去评价当今的中国文学,90年代以来,或21世纪以来的文学,甚至,社会主义中国创建以来的文学,今天都要重新审视,这才能理清我们今天的问题,才能看清他们的依据和我们自己的道路。

因此,我们今天来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就要有清醒的学理的立场,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

为什么说要有中国的立场?多年来,我对中国人只能做中国的学问,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要本土化,用中国方法做中国的学问等说法,深表怀疑。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评价中国文学,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又不得不有所反省。

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引导、敦促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后者不过再加入了前苏联的榜样。它是世界现代性在中国的激进化的表现,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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