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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

2019-11-09 15:10

2008年韩国学者朴在渊教授宣布,发现了《三国演义》周曰校本的朝鲜翻刻本,经韩国学者朴在渊和中国学者刘世德的研究,得出四大结论:

编者按:中国的古代小说大多都有版本的问题,三国、水浒、红楼,都不例外。目前,在四大名著的研究中,版本仍是一个热点。以三国为例,到底有几个版本的《三国志演义》,诸多版本之间有什么不同?在现存的《三国志演义》明代版本中,刊行时间最早的是嘉靖刊本,其次是万历刊本。万历刊本则有多种,而以周曰校刊本为最早。周曰校刊本在《三国志演义》诸多版本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通过《朝鲜王朝实录》的“宣祖实录”可以证明,在朝鲜李朝宣祖时期,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已在朝鲜半岛的读者中间广泛流传,而这个流传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正是基本上忠实于周曰校刊本甲本的朝鲜翻刻本。 演讲人:刘世德 演讲人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文学遗产》编委,《红楼梦学刊》编委。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古代小说和戏曲研究为主。著有《三国志演义作者及版本研究》、《刘世德话三国》、《曹雪芹祖籍辨证》、《红楼梦版本探微》、《红学探索》、《红楼梦之谜——刘世德学术演讲录》、《明清小说——刘世德演讲录》等。

《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在古代小说中都十分突出。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明代嘉靖壬年序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径直称之为“罗本”)和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两种。1968年,日本著名学者小川环树博士率先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版本,包含嘉靖元年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元年本。1976年,澳大利亚著名华裔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对《三国》版本源流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7年1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在昆明举行首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以来,中外学者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这里拈出两个问题,予以评述。一、关于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此后二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见解。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按:即“嘉靖元年本”,下同)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演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根据虚构的关羽之子关索的出现情况,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建安诸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关索故事的有无是《三国志演义》各本之内容上的最大差异,罗贯中原本究竟有没有这个故事乃是一个大问题,至少从现存的版本来考察,围绕这个全然虚构的人物展开的一串故事,在全书中显得很特别,而且前后故事还有矛盾之处,所以很有可能是后来插入进去的。”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嘉靖本、周曰校本、吴观明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毛本、余象斗双峰堂本等五种《三国》版本,指出:“嘉靖本中没有,而以周曰校本为始出现在吴观明本、毛宗岗本的故事,包含关索故事在内,至少可以指出十一个。”这些插入的故事,是基于《资治通鉴》系统的通俗历史书。他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上述分类均以周静轩诗、关索故事、花关索故事、章回等为标准。正文本身也有不少细微差别。”众多版本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嘉靖本以外的版本都不是从嘉靖本分化出来的。二十四卷本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与二十卷本在有些地方文字相同,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

1、朝鲜翻刻本的底本是周曰校甲本。

引子

2、奇大升隆庆三年所言的《三国演义》就是朝鲜翻刻本。

在《〈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中,我曾提出过两个初步的结论。 一是说,《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有四种:(1)周曰校刊本甲本,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残存卷六、卷七、卷九)。(2)周曰校刊本乙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残存卷三至卷六、卷九、卷十)、北京大学图书馆(残存卷一至卷七)、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3)周曰校刊本丙本,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内阁文库、日本蓬左文库。(4)仁寿堂刊本,已佚。 二是说,根据木版磨损和断裂的现象,我推测《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甲本大约刊行于万历十年至十三年(1582—1585)之间。 由于新的文献资料的出现,上述两点结论需作适当的修正:《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又增加了新的第五种版本;《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甲本的刊行年代远在万历之前。

3、朝鲜翻刻本一种的刊刻年代“丁卯”是指隆庆元年。

历史文献:朝鲜王朝实录

4、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序言中的“壬子”不是“壬午”的误刻,而是周曰校甲本的刊刻年代。

在《朝鲜王朝实录》的“宣祖实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六月)壬辰,上御夕将于文政殿进讲《近思录》第二卷。奇大升进启曰: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闻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间闻之,则甚多妄诞,如天文、地理之书,则或有前隐而后著,史记则初失其传,后难臆度,而敷衍增益,极其怪诞。臣后见其册,实是无赖者裒集杂言,如成古谈,非但杂驳无益,甚害义理,自上偶尔一见,甚为未安。就其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带中诏,及赤壁之战胜处,各以怪诞之事,衍成无稽之言。自上幸恐不知其册根本,故敢启。非但此书,如《楚汉衍义》等书如此类不一,无非害理之甚者也。诗文词华,尚且不关,况《剪灯新话》、《太平广记》等书皆足以误人心志者乎。上知其诬而戒之,则可以切实拾学问之功也。 又启曰:正史则治乱存亡俱载,不可不见也。然若徒观文字而不观事迹,则有害也。经书则深奥难解,史记则事迹不明,人之厌经而喜事,举世皆然。故自古儒士,杂驳则易,精微则难矣。《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校书馆私给材料,至於刻板,有识之人,莫不痛心,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闾巷之间,争相印见,其男女会淫神怪不经之说,亦多有之矣。《三国志演义》则怪诞如是,而至於印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只见怪僻而已。 其中提到了《三国志衍义》小说。“三国志衍义”是不是“三国志演义”呢? “衍”通“演”。“三国志衍义”也就是“三国志演义”。从这段引文的第二段仍作“三国志演义”看,可知“三国志演义”、“三国志衍义”二者所指实是同一部书。 古时书名中常用“衍义”二字。例如《御定孝经衍义》、《中庸衍义》、《周易衍义》、《千金方衍义》、《本草衍义》等等。那时的朝鲜人士也常称“三国志演义”为“三国志衍义”或“三国衍义”。 何况奇大升还提到张飞断桥、董承衣带诏、赤壁之战等情节,那都是《三国志演义》中的重要关目,更证明了奇大升所说的非罗贯中《三国志演义》莫属。 尽管囿于成见,奇大升对《三国志演义》的艺术成就评价不高,而且横加指责,蔑称作者罗贯中为“无赖者”,他的话却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客观的事实:在朝鲜李朝宣祖时期,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已在朝鲜半岛的读者中间广泛流传。 朝鲜王朝宣祖时期是怎样的一个时间概念呢? 据朝鲜王朝《璿源系譜》记载,明宗李峘(1534~1567)卒于明代隆庆元年6月28日,在位22年;其后,宣祖李昖(1552~1608)即位于同年7月3日,卒于万历三十六年,在位41年(1567~1608)。 那么,奇大升的进言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宣祖实录》的这段记载系年于己巳六月。己巳乃宣祖即位之次年,也就是明代的隆庆三年(1569)。 奇大升在隆庆三年的进言中提到了《三国志演义》,这足以证明,在这一年,或在这一年之前,《三国志演义》之书已在朝鲜半岛拥有了众多的读者,并在他们中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后,2010年1月朴在渊再次在韩国又发现活字本《三国演义》,朴教授介绍,此本有如下特点:

关于版本的考证

1、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嘉靖壬午本相同,与周曰校本不同。

那么当时在朝鲜半岛流传的《三国志演义》究竟是什么版本?答案是,在隆庆三年流传的《三国志演义》版本,既不是嘉靖壬午本,也不是叶逢春刊本。 在以往我们所知道的明代隆庆三年(1569)之前的《三国志演义》版本,只有嘉靖壬午本(嘉靖元年,1522)和叶逢春刊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两种,外加上海图书馆所藏的残叶(可能刊行于成化、弘治年间)一种。 但是,奇大升所说的《三国志演义》断非上述三种。 因为这受了奇大升所说的“此书出来未久”以及“印出”的限制。这两句话是关键所在,值得仔细推敲。先说说“出来未久”。 “出来”不等于“进来”。“出”和“进”是两个含义相反的词。“进来”是指从外地、域外传入。而“出来”则是指在本地、域内产生(刊印)。换句话说,“此书出来未久”实际上是说“此书在朝鲜出来未久”,而绝不是说“此书在中国出来未久”。“未久”,则是说明,这个《三国志演义》的版本之“出来”,离己巳(隆庆三年)时间很近。 既然使用了“未久”这样一个表示时间概念的词语,表明奇大升多少是了解这部《三国志演义》的刊行时间的。这只有在这本书刊行于朝鲜境内的条件下,奇大升才有可能对此了解清楚的。他并不是研究《三国志演义》版本和传播史的专家学者,他不可能真正掌握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在隆庆三年之前、在中国本土产生和流传的具体时间。如果把他所说的“此书出来未久”解释为“在中国出来未久”,那就未免对他这样一位朝鲜人士要求太高、太苛刻了。 再说“印出”。 这指的是在朝鲜本土“印出”,而不是指在中国“印出”。如果是指在中国“印出”,作为朝鲜王朝的大臣,奇大升是无权、无法加以指责的,也毋需在他的君主面前提及。何况,奇大升在前面还提到了《剪灯新话》,指责“校书馆私给材料,至於刻板”,说的一样也是朝鲜境内之事。 奇大升向宣祖进言之事,在150年后又见于李瀷的记载,并且他也使用了“印出”二字:“宣庙之世,上教有“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奇高峰大升进曰:《三国演义》出来未久,臣未之见,后因朋辈闻之,甚多诞妄云云。盖此书始出,而上偶及之。高峰之启,真得体矣。在今印出广布,家户诵读,试场之中,举而为题,前后相续,不知愧耻,亦可以观世变矣。” 这段记载更明确地给“印出”加上了时间的限制:先说“此书始出”,然后又说(说)“在今印出广布”。这更证明奇大升所提到的《三国志演义》是刊印于朝鲜,而不是刊印于中国。一个“始”字,再加上“在今”二字,分明指的既不是遥远的地点(中国)、也不是遥远的时间。 因此,“出来”是指在朝鲜刊印出来,“未久”是指离己巳(隆庆三年)很近,“印出”也是指在朝鲜印出。语义分明,不容误解。 那么,奇大升究竟指的是《三国志演义》的什么版本呢?要探讨这个问题,在时间和地点上,必须从三个重要的前提出发。 第一,这个《三国志演义》版本必是在朝鲜王朝宣祖即位之次年己巳(即明代隆庆三年)之前印行的。 第二,这个《三国志演义》版本印行年代不光必是在隆庆三年“之前”,而且还必是在隆庆三年之前的“未久”。换言之,它的印行年代不能离隆庆三年太远。 第三,这个《三国志演义》版本是在朝鲜印行的,也就是说,是在朝鲜翻刻的。 抛弃这三个前提而不顾,就容易产生理解的偏差,有找到错误答案的可能。 有些中国古代小说作品传入朝鲜后,在读书界十分流行。但是,“朝鮮翻刻的通俗小说只有《三国志演义》一种”。这一种便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 在毛评本传入之前,在朝鲜半岛流行的《三国志演义》,不是别的版本,正是周曰校刊本。我们现在讨论的朝鲜翻刻本,其底本正是周曰校刊本。 2008年6月,韩国鲜文大学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学古房公开出版了《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的影印本,由朴在渊、金敏智校注,共印200部。

2、用韩国丙子字的铜活字印刷。

从翻刻本看底本

3、每卷分为上、下两部分。

《三国志演义》翻刻本共12卷,12册,没有封面。 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引”,末尾署的是“嘉靖壬子孟夏吉望,关中修髯子书于居易草亭”。 这段引言也见于嘉靖壬午本和周曰校刊本乙本。标题和嘉靖壬午本相同,周曰校刊本乙本写的是“全像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间也有个别的异文。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壬子”二字,周曰校刊本乙本也有这两个字,而嘉靖壬午本则作“壬午”。“壬子”是指嘉靖三十一年(1552),“壬午”则是嘉靖元年(1522)。第二点:在引言的末行,周曰校刊本乙本题“万历辛卯季冬吉望,刊于万卷楼”,这锁定了周曰校刊本乙本的刊刻年代。辛卯就是万历十九年(1591)。 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叙”,末尾署的是“弘治甲寅仲春几望,庸愚子拜书”。这段序言也见于嘉靖壬午和周曰校刊本乙本。 有“三国志(宗寮)”,也见于嘉靖壬午本和周曰校刊本乙本。文字基本上相同。重要的异文,可以举出四个例子:(1)“关羽”,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关某”。(2)关羽“解人”,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解良人”。(3)张飞“字翼德”,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益德”。(4)“许静”,周曰校刊本乙本同,嘉靖壬午本作“许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关索”之名,“关平”下接“张苞”、“关兴”。 各卷卷首书名,卷一至卷六、卷八、卷九题“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卷七、卷十残缺,不详。版心题“三国演义”。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 卷一有四行题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晚学庐陵叶才音释”,“明书林周曰校刊行”。其中“晚学庐陵叶才音释”一行为他各卷所无。叶才何许人,不详,有待于我们继续查找。卷四之“平阳”误作“评阳”。卷十一、卷十二“刊行”作“梓行”。此书卷八封面贴用“忠孝经集注合壁”扉页,并有两行字:“开国四百九十三年”、“广印社公所刊行”,则此书之改装已在十九世纪末叶了。末叶末行钤有方章一枚,阳文四字,模糊不清。 卷九之首有空白叶,有“册主柳琦”字样,所指当是某个时段的收藏者;同叶另有“柳昌善”四字。之末有空白叶题字,署“甲午七月”。 全书有墨笔涂改多处。有的地方还用墨笔画人名号。 从题署可以看出,朝鲜翻刻本的底本是周曰校刊本。周曰校刊本有甲本、乙本、丙本之分。朝鲜翻刻本的底本又是哪一种周曰校刊本呢? 周曰校刊本甲本和乙本、丙本最明显区别的主要标志有两点。第一点:甲本无图,乙本、丙本有图。第二点:甲本每行24字,乙本、丙本每行26字。而朝鲜翻刻本恰恰无图,又是每行24字。仅从这两点就可以判断,它所根据的底本是甲本。 我们把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的周曰校刊本甲本残存的卷六、卷七、卷九与朝鲜翻刻本的卷六、卷七、卷九进行对比,会发现很多相同的地方:卷首所题书名相同。甲本卷六、卷九是“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行款相同,甲本和翻刻本都是每半叶13行,每行24字;甲本无图像,朝鲜翻刻本亦无图像;作者、出版者的题署相同,甲本残存的三卷和翻刻本都是三行,各八字:“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刊行”。 甲本和朝鲜翻刻本之间最大的不同则在于:甲本有句读,朝鲜翻刻本无句读。但这无碍于二者正文文字的相同。 我在《〈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一文中,曾举出许多的例子来说明周曰校刊本甲本和乙本文字的歧异。用这些例子来对照朝鲜翻刻本,可以看到,凡是甲本和乙本文字不同的地方,朝鲜翻刻本均同于甲本,而异于乙本。尤其重要的便是张飞的表字“益德”和“翼德”的歧异。 可以看出,周曰校刊本的朝鲜翻刻本是一个基本上忠实于周曰校刊本甲本的、有价值的版本。 由于《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甲本全书已不可见,通过朝鲜翻刻本不难窥见它的真貌。这便是朝鲜翻刻本的价值之所在。朝鲜翻刻本是我们研究周曰校刊本甲本的一座桥梁。 现存的《三国志演义》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明代刊本中,最早的是嘉靖元年(1522)的嘉靖壬午本和嘉靖二十七年(1548)的叶逢春刊本。再加上嘉靖三十一年(或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的周曰校刊本甲本,使得嘉靖刊本至少有了三种之多。 这是就现存的、已知的版本而言。想来,在明代嘉靖年间,作为畅销书的小说《三国志演义》一定不止印行了这三种。 如果再加上现存的、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三国志演义》残叶,那么,刊行于嘉靖年间和嘉靖之前的《三国志演义》刊本至少已发现了四种。 周曰校刊本甲本的朝鲜翻刻本卷首有“弘治甲寅仲春几望”的庸愚子(蒋大器)的序文。其中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庸愚子的这篇序文亦见于嘉靖壬午本卷首,与上引一段文字完全相同。这又说明,至少在弘治七年之前,或者说,在公元十六世纪之前,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已以传抄本的形式在社会群众之间广为流传了。

4、没有周静轩诗及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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